【解題】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東漢班固撰。

司馬遷的《史記》隻記載到漢武帝太初年間，後來褚(chǔ)少孫、劉向、劉歆(xīn)、揚雄和班固父彪等十多人都曾經做過續補工作。班彪所續，稱為《後傳》，計六十五篇（一說百篇以上）。班固認為《後傳》內容還不夠詳盡，於是在班彪死後進一步搜集史料，改訂體例，從東漢明帝永平元年（58）開始撰著《漢書》，前後經過二十多年，但死時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未成，由其妹班昭和馬續續寫完工。

《漢書》所記，從漢高祖元年（前206）起，到王莽地皇四年（23）止，計二二九年，包括瞭整個西漢一代的歷史。全書由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組成，計一百篇。因為有些篇文字繁重，分為子卷，共一百二十卷。體例方面，基本上繼承《史記》而有所變更。如：改“書”為“志”，創立瞭《藝文》、《地理》、《刑法》等志；取消“世傢”，並入“列傳”。內容方面，武帝以前的記載也多襲用《史記》原文，但也增補瞭許多史料，如：《蕭何傳》增“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為漢王”等；並增立瞭《史記》所沒有的《惠帝紀》和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等列傳，以及《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同時，在帝紀中增載瞭不少重要詔令，在列傳中保存瞭許多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奏疏等重要文獻，如董仲舒《限民名田疏》、鼌錯《募民徙塞下疏》等。武帝以後部分，依據班彪《後傳》改寫，祇有元、成二帝紀和韋賢、翟方進、元後三傳襲用《後傳》原文。

從班固創立瞭斷代史，後世史傢都紛紛仿效。斷代史能為中國古代社會歷史進程中各個階段的矛盾運動提供例證，在史學上有重要價值。班固在修撰十“志”時，也並沒有拘泥於斷代體例，而把先秦到西漢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學術等方面分門綜合，貫通記述。其中《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也都不限於西漢。《漢書》的十“志”，雖是繼承《史記》的八“書”而作，但它在不少地方表現瞭作者的識見。如《史記·平準書》僅註意到古代國傢對經濟生活（特別是商業活動）的幹預，而《漢書·食貨志》卻首先記録瞭國傢對土地問題的處理。《漢書》也保存瞭很豐富的史料，能較多地註意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書中對某些歷史人物、事件的記録和評論，都還比較符合歷史事實。此外，行文結構比較嚴密，詞簡意賅(gāi)，在文學史上也有相當地位。

但是，《漢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作者的思想浸透著正統意識。《漢書》批評《史記》：“其是非頗繆(miù)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司馬遷傳贊》）這恰好說明瞭作者對事物的認識和處理都以統治階級所核準的綱常名教學說為標準。固然，《漢書》中記載的一些材料，如《鮑(bào)宣傳》載宣的“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的奏疏等，客觀上暴露瞭統治者的黑暗面。由於《漢書》的寫作過程被漢明帝置於皇權直接監督之下，這就使全書更突出地頌揚“漢紹(shào)堯運，以建帝業”，如班固《典引》所謂，劉邦、劉秀的帝業都是得自天授：“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雲爾。”因此，《漢書》的許多篇中都充斥著“五德終始”、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等濃厚的神秘宗教氣息。

後人註《漢書》的計數十傢；清代學者也做瞭許多研究工作。現在最流行的是唐顏師古的《註》本和清末王先謙的《補註》本。中華書局於1962年點校出版的《漢書》，即以王本作為底本，但祇(zhǐ)收顏《註》，不收《補註》，便於一般閱讀。

《武帝本紀》，節選自《漢書》卷六。把“本紀”作為記載“正統”的帝王在位時大事的專用體裁，自《漢書》始。從本篇可以看出，《漢書》本紀的敘事，比《史記》詳細，保存瞭不少皇帝詔令一類原始記録；但經常使用曲筆替統治者粉飾，借災異說人事的地方很多，比《史記》更富於神秘主義氣息。

班固（32-92），字孟堅，東漢右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市東北）人。傢世顯貴。祖姑母被漢成帝選為倢伃yu（二聲）。伯祖班遊因外戚的緣故，受到漢成帝寵幸，曾助劉向校羣書，並被皇帝賞賜以宮廷藏書的副本。從此班氏成為吸引學者文士造門的文化貴族。班固父彪依賴傢有賜書，得讀《史記》及其各種續本，既不滿於司馬遷的歷史見解時常違背經學觀念，也不滿於褚少孫、馮商、劉歆、揚雄等相繼編撰的續篇，於是重新加以續補，稱為《後傳》。班固青年時，在太學讀書，博覽九流百傢著作；在為班彪居喪期間，決定改編《後傳》，從明帝永平元年（58）開始改寫。永平五年（62），因有人告發，說他私改國史，被捕入獄。其弟班超求見明帝，陳說他著書意向；郡守也獻上他的原稿。明帝贊賞他的才能，派任蘭臺令史，參與編寫東漢開國史，即《東觀漢紀》的首批紀傳。後又升遷為郎，奉詔撰寫《漢書》。他善寫稱揚皇帝功德的賦頌，以此甚得明、章二帝寵幸。章帝建初四年（79），曾參加討論孔門五經同異的白虎觀會議，並把記録整理成《白虎通德論》一書。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任中護軍，跟隨大將軍寶憲出征匈奴。大破匈奴後，作《燕然山銘》以紀功。永元四年（92），寶憲以謀反罪，被迫自殺；班固也被捕，死在獄中，年六十一。傳見《漢書》卷一百二十《敘傳》和《後漢書》卷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