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文提到的段海洲這人我覺得挺有意思。

這個人，作為冀南八路軍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插曲，似乎是個反面人物，但從其各種表現來看，他又不壞。

不僅不壞，而且有抗戰熱情，不失民族大義，行事上也絕無小人姿態，比如他決定離開八路軍時，就派人將徐向前派給他的警衛員所用的的槍支和馬匹送還，並寫瞭一封“請假信”。走的也算光明正大。

他走後，八路軍並未強求，也未將其列入叛徒的行列，這跟他的離隊方式多少有點關系，當然，更重要的是，徐向前等領導人本來就覺得這個人“靠不住”，雖然當初也沒放棄改造教育，但你真要走，也放你走。

關於他的離隊，他本人在多年以後的回憶文章中將其歸結為受到外部幹擾，“出於偶然的巧合”，一失足成千古恨。

“幹擾”確實有，但假如把一切都歸結到這種外部幹擾上，那顯然也是說不通的。他自身一定有某種性格上的弱點，在這個主觀基礎上，一個外部的誘因，或者說幹擾，才可能產生作用。

所以，他離隊的根本原因，正如宋任窮將軍所說，“主要責任在他自己”。很顯然，他個人的性格在根底上決定瞭一切。

而如果要盡可能簡潔地總結段海洲的性格，我覺得用“軟弱”一詞差可形容。這個詞，正是其性格的底色。不僅可以解釋他的離隊，也可以解釋他之前之後的各種關鍵選擇。

段海洲（1909-1990）

2

段海洲於1909年出生於河北安平縣長屯村的一個傢道殷實的地主傢庭。

從其後來表現出來的性格特點看，他早年應該就是那種典型的安穩富足、衣食無憂、但與現實隔著一層的那種生活。

關於這一點，與他上大學、參軍，並在民族危亡的時刻組織義軍等積極活動似乎有點矛盾，但其實不然。

他看似投入瞭現實，投入瞭時代洪流，但這些對他來說，更多是一種出自理念的行動，這就像一個早戀的孩子，他心地純凈，有各種美好幻想，想踐行各種浪漫故事，他也真去做瞭，甚至也真感動瞭自己，也感動瞭別人，但這些東西，對他來說，理念化更重一些，而缺乏瞭一種切膚的、深切的感受。正如司湯達所謂“心坎裡的愛情”和“頭腦裡的愛情”，這個有非常大的不同。

十九歲那年，他到北平民國大學讀書。在這裡，除瞭一般的學習外，當然也更多地接受瞭當時風氣的熏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他通過同學間私底下傳閱的一些書籍、小冊子，瞭解到我黨的一些思想和主張，並對井岡山的英雄事跡有所瞭解，這讓他對我黨留下瞭良好的印象。這種印象，應該就是他在抗戰時主動投向八路軍的思想基礎；但限於性格、出身等各種因素，也僅此而已，並未有進一步的轉變。

北平民國大學校門。1916年，蔡公時等人創設民國大學，初名北平民國大學；1920年以後蔡元培曾任校長；二十年代後半期改名為私立北京民國大學；1931年魯蕩平任校長時，改名為私立北平民國學院：抗戰爆發後，學校南遷，輾轉於開封、長沙、益陽、寧鄉等地；抗戰勝利後奉令繼續留在湖南辦學，更名為私立民國大學；建國後並入湖南大學。

但作為一個思想進步的有志青年，是要報效國傢，做點事情的，怎麼做呢？他對當時“政府”的腐敗也頗反感，比如大學時他看到墻上的標語“打倒刮民黨”，就覺得這個“刮”字很形象，“使我產生很多聯想”。那麼，去哪實現自己的理想呢？段公子報國無門，還是先回傢鄉隱居以待時機吧。

這時恰好石友三的部隊駐紮在他傢鄉，為培養幹部，創辦瞭一所陸軍幹部學校，碰上瞭，那就去這裡吧。

其實在這次選擇中就已經透漏出段海洲糊裡糊塗、缺乏定見的一面。你一個大學生，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有知識、有理想，卻沒頭沒腦地選擇瞭一所這種“幹部學校”。這個特質，在某種程度上決定瞭其一生的走向。

在這所學校，作為為數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天資也不錯的青年，他受到軍校校長、石友三的弟弟石友信的特別垂青。這段師生情在之後對重情重義而又糊裡糊塗的段少爺產生瞭很大影響。

不久後，石友三因反復無常被老蔣和張學良夾擊，全軍覆沒，這所學校自然也就散瞭。

段海洲無處可去，他自然也不用為生計發愁，於是回到老傢，再次“隱居”起來。

這期間他曾在張蔭梧當校長的博野楊村民眾教育實驗學校任職過，但時間不長，就再次辭職回瞭老傢，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張蔭梧及其同鄉“對我很歧視”。後來他拉起隊伍時，時為河北民軍總指揮的張蔭梧曾試圖拉攏他，他自然是拒絕瞭，拒絕的理由，據他自己說，就是因為這段被張蔭梧歧視的經歷。這個，怎麼說呢，拒絕他沒問題，但這個理由，總覺得怪怪的，不是嗎？

3

段公子上下求索，一腔熱血無處釋放，隻能隱居在傢裡，感慨英雄不遇，報國無門。

但傢國不幸英雄幸，抗戰爆發，生靈塗炭，這給挑燈看劍的段公子提供瞭仗劍報國的機會。

在政府軍隊撤離後的真空地帶，段海洲決定組織義軍，抗戰報國。

說幹就幹。這是段海洲這種與現實隔著一層的人的優點，他不會瞻前顧後，仔細思量，各種評估，想要幹，咱就幹，看似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血氣，但這確實是一種珍貴的優點。因為許多事情在幹之前都是沒有理路，就是沒頭沒腦紮進去，幹起來，幹著幹著也就有瞭希望瞭。段海洲拉隊伍就是這樣。

他找到幾個朋友，一番商議，大傢都認為“國傢興亡，匹夫有責，不能袖手旁觀”，既如此，那就幹。

一共六個人，有小學教員，有國術教師，有在舊軍隊當過小軍官的，大傢當時就給自己即將組織的隊伍定瞭名字：青年抗日義勇團。並推段海洲為團長。

先是找槍。這幾位熱血青年傢庭條件大概都不差，分別從自己的地主親戚傢搞到瞭槍，六支，都有槍瞭，下一步就是拉人瞭。

他們打出抗日義勇軍團的旗號，到處拉人參加。除瞭國術教師拉來二十多個曾經的國術學員，其他隻有幾個小知識分子陸續加入，有師范畢業的，有師范在讀的，還有幾個中學生，這時一共有三十來人。

這支三十來人的隊伍得以存在，除瞭年輕人的抗戰熱情外，我想跟段海洲的經濟基礎多少也有些關系，他們就駐紮在段海洲傢所在的村子，吃飯問題由段海洲傢解決。

然後就是到各個村子搞宣傳，繼續拉人，但這個並不容易。他們先是選擇較大的村莊，湊晚上把老百姓聚集在一塊，宣傳講演。他們講得慷慨激昂，有時講的自己都“痛哭流涕，從板凳上跌瞭下來”，老百姓深受感動，表示講的很好，但是，我得回傢吃飯瞭。

就是這樣，基本上沒什麼效果。

有些鄉紳怕引來日本人報復，還驅趕他們。段海洲一個親戚就專門找到他們，先送給他們幾條步槍，然後要他們到山裡去，說免得引來日本人，殃及鄉親們。同時，他還語重心長地給予這些年輕人“明智”的忠告，大意就是別幹瞭，“政府”那麼多部隊都不行，你們這幾個人就能行？別胡鬧瞭！

但不管怎樣，旗子是打起來瞭。

有這樣一面旗子，周圍零散的進步力量就有個投奔的去處。就這樣，斷斷續續的就有一些人投入這面旗子之下。隊伍發展到六七十人。

有這些力量之後，段司令決定打一仗。他們計劃襲擊一個日軍小隊，盡管沒能成功，但起碼打瞭，這產生瞭出人意料的效果。他們撤離經過一個村莊時，見到本村的鄉親們在鄉紳周澍的帶領下迎接問候他們，這使他們深受鼓舞。

此後部隊發展快瞭很多，不久就達到三四百人。

之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棗強縣的日軍撤離，段海洲帶部隊進入棗強，並組織瞭縣政府，部隊影響越來越大，星散在周圍的各種力量不斷來投，隊伍進入快速發展期。

到三七年年底，僅幾個月時間，隊伍已達到三四千人。

這期間他們也不斷尋找機會襲擊日軍，斷斷續續地打瞭一些小仗。

4

隊伍有瞭規模，名聲也越來越大，各方力量開始盯上瞭他。

先是受國民黨委派的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派人聯絡，想讓其加入民軍，被段海洲拒絕。

曾被偉人稱為“摩擦專傢”的張蔭梧

我們前邊提到這一茬瞭，段海洲拒絕張蔭梧的理由他自己提到的是曾受其歧視，實際原因當然沒這麼簡單，但他自己能意識到的就是這個原因，這其實很能說明問題。

之後段海洲離開八路軍時，也曾因八路軍首長對他不錯而就糾結難以抉擇；被石友三收編時也因為與石友信的師生感情而受到影響；石友信被槍斃時，更因為這種師生情義而罔顧民族大義，不顧石友信與日本人的關聯，而在“為石校長報仇”這一口號的蠱惑下參加瞭對高樹勛的作戰。就是讓他最後下定決心脫離對他不錯的八路軍的契機，也是因為抹不開周圍幾個朋友的面子。

這種容易為個人感情所綁架的特質，也是我所謂“軟弱”的一個重要特點。

盡管拒絕瞭張蔭梧，但張蔭梧一時也不能怎樣他，因為這時國民黨已經甩給他一個番號：軍委會別動總隊第十五支隊。

當然，因為義勇軍的名聲已打響，為瞭隊伍的發展，段海洲暫時並未對下邊公佈，也未使用這一番號。

但另一路民軍趙雲祥部卻沒那麼多顧忌，為吃掉段海洲部，正規軍改編、戰鬥力頗不俗的趙部不斷襲擊義勇軍，這讓段海洲壓力巨大。

另外，即將到來的“省主席”鹿鐘麟也寫信給他，要他“協助”。

在這種情況下，何去何從？得有個定奪瞭。

本來之前段海洲與先期進入冀南的八路軍就有接觸，後來徐向前又率大隊人馬來到，兵強馬壯，“徐向前”這個名字又如雷貫耳，是個“正主”，段海洲遂決定，直接參加八路軍。

其實略顯倉促，因為他並沒有先期的準備。一方面他自己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思路，就是有壓力，而對我黨又印象不錯，想趕緊托庇於八路軍而已；另一方面，他的義勇軍構成很復雜，參加八路軍這種事不是小事，需要細致周到的前期工作，但這些事他根本就沒有考慮。

當徐向前跟他談話時，他顯得局促不安，提到要給他派政委，他“歡迎、歡迎”，提到加入八路軍就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註意，他回答“知道、知道”，提到要和老百姓同甘共苦，過艱苦生活時，他連連點頭“是的、是的”，提到要把隊伍開來進行整頓時，他“遵命、遵命”。除瞭通過陳子平表達瞭保留“司令”這個稱號的意思外，別無一言！

倒不是說非得有異議，但這種關系到部隊前途命運的大事，你一點看法都沒有，這個怎麼說都有點不正常。

一般情形下，在討論一件事時，一方好好好，是是是，不發表任何意見，這要麼就是根本沒入心，敷衍，要麼就是心裡沒條理，不知所措，段海洲的情況大概屬於後者。

他其實根本沒仔細琢磨過這件事。

與他的熱血、敢想敢幹相對應的另一面就是輕率、懵懂，輕飄，並不能深切地楔入現實深處。也就是我們前邊所說的，與現實總隔著一層。

果然，他的義勇軍在聽說瞭改編之事後，就不斷有人逃亡，有的甚至拉著自己的小山頭成群逃走，隊伍很難控制，段海洲有點發懵，手足無措，隻能把管理部隊的事推給剛派來的政委李聚奎。

這種情況，讓段司令很緊張，一方面給八路軍首長不好交代，另一方面更怕隊伍亂瞭有人會謀害他。他心神不寧，睡覺必須在裡間，枕頭下要放兩把手槍，半夜還經常起來，貼在窗戶上聽聽外邊有沒有什麼異動。

後來經過我方的一番工作，調整瞭一批幹部，特別是與771團合編後，隊伍逐漸穩定下來。

隊伍穩定瞭，但經過這一番折騰的段司令或許反而不那麼穩定瞭。雖然受到八路軍首長們的厚待，鄧政委到南宮時也專門請段海洲吃飯，對其進行嘉勉，但落進現實、清醒過來的段司令心裡大概還是沒著沒落的。

李聚奎為瞭幫助他，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也經常與其聊天談話，並經常講一些革命故事和經典戰鬥，據段海洲本人回憶，“朱德的扁擔”就是那時候聽李聚奎講的，抗戰的陽明堡戰鬥，響堂鋪戰鬥等，也是通過李聚奎的講述得以詳細瞭解。後來李聚奎得到一本《論持久戰》，也先讓給段海洲，段海洲說，“我意識到他對我的學習是經常放在心上的”。

說起來挺有意思，這些深情厚誼本身大概就是段海洲願意暫時留在八路軍隊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然的話，假如他真正有堅定的信念，那後來的一個不那麼重要的“偶然”就不會讓他脫離隊伍。甚至可能連“左右為難”都不會有。

而他在被幾個舊部和朋友鼓動脫離八路軍的情況下，卻很為難；關鍵是，使他為難的不是要脫離某種道路的大是大非上的艱難抉擇，而是某種感情和義氣：“如果我不回八路軍，實在對不起幾位首長，首長對我誠懇，我不能這樣做。”

抗戰時期的李聚奎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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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脫離八路軍隊伍的具體過程就是：段海洲和政委李聚奎一起帶領部隊轉戰，這個過程中，一個“偶然”出現，段海洲得瞭眼疾。

帶病堅持工作之類的，對一個並非本心本願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的，於是段司令向領導請假，回到南宮總部治病養傷。

這期間徐向前曾數次探望他，對其醫療和生活情況關懷備至，他很感動，但也隻是“感動”，隻是個人感情上的觸動而已。

所以在他眼疾痊愈時，並沒有選擇回部隊，他的理由是“部隊在豫北，行止不定，距離又遠，回部隊確實不易”。

這個大傢都有類似經驗，你不想做一件事時總會有各種理所應當、不容辯駁的理由，總會有難以克服的困難，甚至你自己也真相信自己的理由。

段海洲回不瞭部隊，閑著也是閑著，於是再請假，要“回老傢看看”。

迂回，反復，不知不覺，他最終走向瞭他真正想去的地方。他或許自己也沒有明確的意識，就是覺得自然而然，隻能這樣而已。

所以多年後他回憶這一段時，還是說：“回憶當時，我沒有一點不再回來的念頭，萬萬想不到在此行中，一失足鑄成瞭大錯。”

我相信他的話，他大概真沒有明確地這麼想，也不太可能有一個明晰的計劃，所以他認為隻是偶然的一失足而已。但回看他當時的各種可能性，在“兩可”的情況下他總是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的理由，從而與八路軍漸行漸遠，這絕非一個“偶然”可以解釋。

一個優柔寡斷、“重情重義”的人，在“左右為難”中總是“不得不”做出某種相同傾向的選擇，這，說明他潛意識裡本來就是有這種傾向的。隻不過，為所謂“情義”所遮蓋，自己不願面對，從而自己騙自己，自己也真相信瞭自己。大概就是這樣。

回到傢鄉的段海洲，不出意外地被之前一些不願加入八路軍從而脫離隊伍的故舊所包圍。

這些人各種抱怨訴苦，各種發牢騷，各種煽動。

對此，段海洲說：“我個人水平低，沒有說服他們的能力，想不出為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感到很為難。”

其實這時候就已經不可挽回地要出問題瞭。

當你感到“為難”時，你其實已經做出瞭選擇。

你想，一方面是關乎人生和政治選擇的大事，一方面是幾個舊部的抱怨，孰大孰小？在這之間你都可以“很為難”，那我們大致可以說，根本上就是你自己在“渴求”這種“為難”，是你下意識地在為自己尋找某種“理由”。

而段司令是個極重個人感情的人，為自己在這方面尋找一個依據，大概是最自然也最容易騙過自己的。

這時候，又有段海洲在石友三部的幹部學校的同學王文瀚派人來，說王文瀚在冀東搞瞭支武裝，願意交給段司令帶——居然有這種好事；旁邊幾位就開始勸，您先去看看，看看再說；又恰巧，鄭寶華也來瞭，也勸他去。

——這架勢，我懷疑是段的“老校長”石友信等人安排好的。據說在這之前，段海洲得眼疾前後，石友信就曾跟段海洲聯系過，可能沒有什麼具體交流，也就是打個招呼而已。

這裡補充一個背景，1938年12月底，重出江湖並擔任瞭39集團軍司令的石友三來到冀南。所以石友信跟段海洲聯系並想辦法拉攏他是很有可能的。

當然，根本上還是郎情妾意，都有意思，不然你看，得眼疾，要回總部治病，病好瞭，要回老傢看看，回去自然、一定會見到那些離隊的舊部，然後重情重義的段司令一定會“左右為難”，這時候，又恰好有個好機會，又恰好有鄭寶華到來，再勸說一番。

看這軌跡，其實已經很清晰瞭。

就這樣，段司令終於下定決心，從此改變瞭人生的軌跡。

段海洲離開瞭八路軍，又重新拉起瞭隊伍。

幾乎順理成章地，“老校長”石友信出面，一番“誠懇”、“親切”的敘舊加說服，段海洲部被改編為石友三部69軍教導師第二團。

石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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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海洲一則沒有識人之明，一則也是倒黴，他一腔抗日熱情卻沒頭沒腦地加入瞭即將叛變的石友三部。

接下來，段海洲進入一種流蕩狀態中。

石友三部很快開始跟八路軍搞起摩擦，對此段海洲並不熱心，甚至算得上消極。

他的良知告訴他不能這麼做，八路軍中的舊相識也寫信勸過他，所以他不想這麼做，但又沒辦法。

後來，石友三再度與日本人聯絡，準備做漢奸，其部屬高樹勛不願同流合污，深惡其行徑，遂設計誘捕並活埋瞭這個喜歡活埋別人的人。其弟石友信也因為幫助石友三與日本人聯絡而被槍決。

這是好事，特別是對傾向抗日的段海洲來說更是好事啊，但段海洲糊裡糊塗，仍然拎不清大義和小義的不同，所以在包藏野心的孟昭進喊出“為石校長報仇”的口號時，段海洲積極響應。

這些在石友三部幹部學校待過的軍官聯合起來攻打高樹勛，其中又各懷心思，各有進退，整個39集團軍內部亂成一團。段海洲在亂局中也跟著瞎打，但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石校長報仇”，——不是那個跟日本人聯系的石友信，而是單純的“石校長”。

“復仇聯軍”不出意外地被打垮，大傢隻能各謀生路，段海洲帶著自己剩下的部隊投入孫良誠所部王清翰麾下，被改編為獨立第四旅第二團。

有點折騰啊，但還沒完。

段海洲跟著王清翰部晃悠瞭兩年，又出事瞭。

王清翰跟著孫良誠叛變投敵瞭！

不打日本人也能湊合著過，甚至跟八路軍摩擦他也能有一搭沒一搭地消極執行，但現在叛變投敵，對他這個一腔熱血、知曉大義的人來說是絕不能茍同的！——你別說我為石友信報仇那事，那不是替漢奸打仗，是為“石校長”報仇。

這是段海洲的良知。他雖然糊塗，雖然軟弱，雖然常常拎不清輕重，雖然有根源於出身和性格的各種弱點，但他有良知，不是個壞人。

所以，這時段海洲聯絡三團團長孫興齋，決定脫離王清翰部。

之後，兩人的部隊被合編為冀察戰區第1遊擊縱隊。段海洲當司令，孫當副司令。所轄2個團的團長由兩人分兼。

但這樣孤魂野鬼般總不是辦法，雖有番號，但沒有靠山，段、孫二人不斷尋找機會，一年後，終於交上好運，他們投入瞭王毓文麾下。

王毓文乃老蔣嫡系湯恩伯麾下的嫡系將領，段海洲部作為嫡系的嫡系的部下，這下算是靠上正枝瞭。

很快，段、孫所部被改編為33師，成瞭真正的正規軍，而段海洲本人也一躍成為國軍的少將師長瞭。

段海洲看似迎來瞭真正的人生轉機，但他沒能高興多久，因為33師成立後並沒有去和日本人打仗，而是跟著王毓文去和新四軍搞摩擦瞭。

真刀真槍地跟新四軍幹，段師長是不願意的。

他仍然是消極應對，但“上峰有令”，也不能不打，就是這麼擰巴，那種有良心而又軟弱的人的擰巴——段海洲似乎大部分時間都在這種擰巴中。

結果是，段海洲部跟著王毓文一起被新四軍暴揍一頓。挨揍有功，沒功勞也有苦勞，段海洲得到一個“四等寶鼎勛章”的安慰。

段海洲就這樣捧著這個安慰獎等到瞭日軍投降的一天。

國軍少將師長，四等寶鼎勛章，就這樣結束戰爭大概也比較完滿。但他的“榮耀”還未結束。

之後，作為“嫡系”，他的33師成為第一支開赴徐州受降的部隊，不僅榮耀，而且裝備、物質上都得到充分補給。

但這不是白給的，之後段海洲部立即奉命挺近山東。

行至臨城，與新四軍又發生沖突。

段海洲不敵，退入臨城堅守待援。

斷斷續續打瞭兩個月，1946年1月，雙方都收到停戰令，段海洲終於可以松一口氣瞭。

之後段海洲33師就駐紮在臨城。

但半年後，戰火再起。段海洲又被我軍圍在臨城，段海洲仍是堅守，至11月，新四軍撤圍。

段海洲被認為守城有功，再被授予四等雲麾勛章。

還是“嫡系”好啊，如果不是隸屬湯恩伯部，你未必會“守城有功”，但嫡系並不好當，很快，段海洲所屬96軍新任軍長蔣當翊就對段海洲的33師下手瞭。

33師的三個團長被換瞭倆，另一個懂事，“棄暗投明”，這樣，段海洲失去瞭對部隊的控制權。之後，33師換瞭新師長，段海洲被“保升”為有名無實的副軍長。

段海洲很生氣，於是他找來曾任33師參謀長的黨建國合計，決定向中共靠攏。——這除瞭受到打壓的氣憤，也跟他對中共的好印象有關。

是的，這麼多年過去，他仍然對中共保有良好的印象。這麼說不是臆想，長期以來，他身邊一直有我地下黨在做他工作，他雖然在受氣之前一直沒有向我黨靠攏的意思，但也一直保持著跟我地下黨的聯系。

被內部的人算計，這又是一個契機。但這個決定的基礎還是他一直以來對我黨的良好的印象。

這種反復，源自於他的階級和他的認識的矛盾性，源自於他“頭腦裡”和“心坎裡”的矛盾。而他的“軟弱”讓他不能積極發揮他的主觀能動性性，做出篤定不移的抉擇，這是他這種反復和擰巴的人生的根本原因。

據此我們可以斷定，他還會繼續擰巴下去，不管能不能向我黨靠攏成功，都還會是一樣的擰巴，一樣的難以安定，因為這是他自身內在的矛盾所決定的。而他，沒有那種清醒的堅定性來克服這種矛盾。

所以，接下來他向我黨靠攏的行動沒能成功也不是什麼太值得遺憾的事。他即便成功起義，也還會是一樣的擰巴，一樣的難以安定。

這裡我們有必要再重復一遍前邊的論斷：如果隻用一個詞來形容段海洲的話，那就是“軟弱”。

劉伯承元帥說“五行不定，輸的幹幹凈凈”，這是說打仗，但人生的規劃和經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這時候，段海洲已經通過我地下黨的關系接受瞭我江南地下軍第七師師長的職務。這個“江南地下軍”是授予湖南、湖北兩省起義部隊的番號，也就是說，段海洲計劃中的起義部隊已經被授予瞭番號，就等著人來瞭。

但黨建國計劃不周，雖然闖入師部挾持瞭時任師長莫國璋，但並沒能得到下邊的響應，最後隻是把師長活埋掉，拉出瞭一個師直警衛營，而且在敵人圍追堵截之下，無奈自己帶著警衛營投瞭解放軍。

段海洲沒能等到人，他的“地下軍第七師”也就不存在瞭，心裡很不痛快，再加上各種我們現在不得而知的思慮，他也不願意再孤身投過去瞭，索性退出軍界，攜傢眷出走，後來輾轉跑到重慶，隱姓埋名，開瞭個理發館維持生計。

塵埃落定，他再也不用擰巴和糾結瞭。

7

有資料說段海洲解放後即在萬縣的政協任職委員，這個大概出自其自述文章中的一句：“解放後，我在四川省萬縣市政協當常務委員。”

這篇文章被收錄於《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這套書出版於八十年代，而段海洲的文章看其內容應該也是在這期間被約稿而寫，比如裡邊有“當前舉國上下， 同心同德，為祖國的四化而獻身”之類的話。

段海洲被吸納進入萬縣政協，根據其個人情況和當時的政治環境來推測，應該是在這個時期。

至於其建國初期的情況，他八路軍時期的搭檔李聚奎將軍回憶：

“一九四九年解放大軍入川，我們聽說段海洲在解放後的重慶開瞭個理發館，還聽說李達同志派人找過他，此後便再沒有聽到他的音訊。”

這個說更法合乎情理。以段海洲的情況，不太可能建國之初就任職政協，而且如果真這樣，他或許就很難安穩地走到八十年代。

綜合來看，應該是段海洲解放後隱姓埋名在重慶以開理發店為生，一直到改革開放後，年邁的段海洲被重新認識，安排進政協。

至於其回憶文章中說解放後在政協工作，我覺得一方面是要淡化某些情節，一方面就是一種政治筆調，表示黨和政府對他的親切關懷，這在那個年代並不少見。

李聚奎將軍在寫回憶錄時，因查找資料看到瞭段海洲回憶文章，這才打聽到他在四川萬縣政協，並且給他寫瞭一封信，時隔四十六年，這對曾經的搭檔再次取得聯系…

1990年，段海洲以81歲高齡病逝。

番外：

他有才華，有知識，有正義感，有抱負，也有實現這個抱負的大環境，甚至不止一次擁有大展宏圖的機會。

但是他糊塗，沒主張，軟弱，動搖，要麼是被感情綁架，要麼是脫離現實，這是段海洲其人的寫照，也是他最終碌碌無成的根本原因。

雖然從人生上進、傢國天下的一面看他是一事無成，但卻可以在激流險灘中安然終老，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成功呢！

事實上，能做到這一點並不簡單。這絕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一種運氣，他的善良單純，他的心存大義，他的重情重義，甚至他的軟弱平和，正如盔甲，護持他在風雲激蕩的大時代中得以安然終老。

而這些特質的另一面，正是阻礙其人生飛揚的所謂缺點。

以長遠一點的眼光看，是非成敗，或許還真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