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被認為是“49年至文革結束中國大陸惟一一個思想傢”，為自由思想眾叛親離，死於貧病，是自由主義學者的精神航標；

　　而他的兒子高梁，現在卻被貼上瞭“國傢主義者”的標簽

　　1948年，他生於山東的北大門——濱州。他的父親33歲，先後任中共中央華東財委委員、山東省工商總局副局長、財政廳廳長。

　　依照北方的傳統，為瞭好養活，他跟上面的一兄一姊一樣，乳名也是一種糧食：高粱。

　　1982年，他33歲，考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成為父親的學生、經濟學傢吳敬璉門下的研究生，專攻比較經濟制度。

　　當時，一批風起雲湧的經濟學人都記得，他的名字叫“高梁”，並且沿用至今。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一套的《顧準文存》內，編者一欄，赫然印著他的本名：顧南九。

　　三個名字，無意間泄露瞭高梁的人生：著名學者、思想傢、經濟學傢顧準的次子；一個自稱“永遠不想成為風雲人物”的經濟學者。

　　近年來，學界時有質疑，伴隨這些質疑的是粗線條的標簽——他的父親是“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49年到文革結束中國大陸惟一一個思想傢”，“文革”中，兩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他卻是“非主流經濟學傢”、“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員，一個“左派”。

　　他的“盟友”，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教授楊帆則說，他是“自由派經濟學傢們的一塊心病”——“他們認為他應該跟他們站在一邊。但他實際上是一個國傢主義者”。

　　“我從來不是誰的心病，也不參加任何派別，我是獨立的。”7月11日上午，北京昌平傢中，高梁顴骨深陷，逐字逐句地說。

　　 寄給父親的兩封信

　　高梁稍一側身，身上的半舊汗衫3便露出個窟窿。一旦觸及傢中往事，他停頓，爾後沉悶，“說好瞭，不要問我們傢的事情。”

　　他的好友，專欄作傢柳紅說過：“作為顧準的兒女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個特殊年代，因為父親被打倒，導致倫常親情要被扭曲。等到父親被樹為‘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良心’後，他們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責難的陰影裡。”

　　90年代，為寫《顧準全傳》，上海作傢高建國采訪瞭與顧準相關的六十多人，其中就有高梁。顧傢5個子女：

　　長女顧淑林，1942年生，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長子顧逸東，1946年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應用系統總設計師；高梁之妹顧秀林，1950年生，現任雲南財經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小弟顧重之，據傳在美國，是一名會計師。

　　書裡，高梁是一個“交流比較徹底”的回憶者，一個見證父親自述的兒子。

　　“1965年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經濟所黨組織找我談話，宣佈給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決定。”

　　顧準自述，兩天後，“跟隨四清隊伍前往周口店勞動改造”。“經濟所”即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前身），他在那裡從事會計研究。

　　春節假期，一方面幻想回傢度假，能夠得到一點傢庭的溫暖，另一方面也有最終離開這個傢庭的思想準備。到傢在下午，汪璧（顧準之妻，曾任財政部商務司司長）還未回來，在傢的孩子沒有一個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離婚，想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傢庭這麼多債，此後不應該再害親人，忍受感情上的牽累，痛快地同意瞭。

　　“1966年春節，表面上看還是融洽和平的。春節過後，父親離傢去周口店。出門的時候，我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親回過頭，大吼一聲：還吵什麼？你們沒爹啦！”高梁說。

　　“1967年4月，高梁去四川大串聯。他與一位年長的烈士子弟崔紅軍（解放初期曾在顧準傢生活過一段時間，自稱是顧準的幹兒子）邂逅。崔紅軍拉著高梁的手，對他悄悄說瞭幾句犯禁的心裡話：‘其實，中國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親就是個很有思想的人啊……’，他深受震動，也勾起對父親的無盡思念。……便和崔紅軍一起，給顧準各寫瞭一封問候的信，從四川寄往經濟所。”

　　這會兒，面對高建國文中的描述，高梁從沙發上坐起，“時間太久瞭，我想不起信裡的內容。”

　　然而，父親收到他的來信後，勾起對傢人的強烈思念。一個月後，借故回到傢中——……汪璧回來，一進門就嚴詞責問我：“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非要我馬上離開不可，我原想等長女回傢見見她再走，汪璧火氣愈來愈大，看她因重裝假牙，滿口無牙，面容極度憔悴，實在不忍，……就這麼又匆匆離開瞭這個“傢”。……不過事情還沒有完。一個月後（1967年12月），寄來瞭二兒以下四個孩子和我斷絕父子父女關系的文據。1968年4月，（他們）把我的戶口和糧食關系轉來所裡，從此以後，就連每月他們寄糧食的字跡也看不見瞭，我想念他們。

　　“恩斷義絕，一致於此”，在自述中字字千鈞。

　　“大姐顧淑林當時不在北京，沒有加入簽名。事隔多年，顧逸東提起這件事，全身顫抖，泣不成聲。他最終請求世人，要責怪就責怪他一人，因為他是長子。但這件事一定是四人一起商議的結果。”

　　高建國思忖，那時，顧準尚且不知，兒女們為他“轉戶”也因汪璧已死。

　　“1965年秋天，母親曾經很難過地對我說，你們都大瞭，要學會獨立謀生……，我後來一再回想，母親那時已經想要去死，她實在是沒有一條好路可以走啊！”高梁對他訴說這段時，強抑內心的痛楚。

　　1968年4月8日，被宣佈開除黨籍、泯滅心頭一線希望的汪璧，在孩子們走後，吞服大量“來沙爾”消毒水。桌上留下她顫抖的筆跡：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據說劇毒發作，她倒地的模樣極其悲慘。當天傍晚，“敲不開門，從鄰居傢的窗戶爬進自己傢”，第一個目睹者，正是高梁。

　　　　“我們是中國最大的不孝之子”

　　母親“走”後，高梁結束瞭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活。

　　“如果沒有文革，讓我報大學志願，也許會報文科。但應當時號召，黨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他分到內蒙古東部寒冷的興安盟，“春天播種，秋天打場。一晃就是5年”。

　　其後，他又在烏蘭浩特柴油機廠當工人6年，“所有的車間都幹過”，卻沒有守在父親渴求他們的彌留之際。

　　1974年12月3日零時，顧準因患肺癌去世。

　　臨終前，單位來人提出，隻要他肯在“認錯書”上簽名，就能“馬上摘帽，回到人民中間”。顧準斷然拒絕。

　　“他是很驕傲的，”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老所長趙人偉說。

　　1950年，趙在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經濟研究》任編輯，他緬懷道：“……顧準並沒有上過大學，甚至連高中也沒有上過。他在中華職業學校舊制商科初中畢業以後，就進入上海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任練習生，時年僅12歲。但他刻苦自學，在19歲時就寫成瞭一部會計學專著《銀行會計》。……可見，顧準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自學成才。

　　“我認為顧準學術生涯的另一個特點是博大精深。有一次他對我說：‘我可以得3個博士’。我問他：‘哪3個？’他回答說：‘經濟學、歷史學和數學。’……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數學功底。他知道我的疑點所在，接著說道：‘從50年代以來，我把數學系統地學瞭一遍——從初中代數、平面幾何到高等數學，而且經常演算習題’。……顧準治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古今中外，縱橫比較。他不僅如前所說進行多學科的研究，而且從西方和中國歷史的研究開始，再對未來進行考察。……‘文革’以前他就翻譯瞭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等著作……”

　　“驕傲”既來自顧準對自身才華的篤信，也是命運多舛的肇因之一。

　　“他以一個上海市財政局局長的身份，對抗中央財政部的財政命令。”趙人偉一語道破。

　　1949年年底，上方指令，上海稅制要以“民主評議”進行，即按口頭協定各傢企業的應繳稅款，因為“資產階級的賬簿不可信，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註冊會計師也不可信”。

　　顧準並沒惟命是從。為避免稽查幹部查賬的不專業，他挑選過去立信會計事務所的20位會計師，聘為“特約查賬員”；他指示直接稅局公告全市，按照當時人民幣幣值與物價，重新評估所有企業的財產實際價值，作為稅收依據。實際賬面資本出來後，企業利潤的應交稅率自然合理降低。

　　在對納稅大戶實行“自報實交，輕稅重罰”等措施後，顧準繼而采用“專戶專管”、“查賬，店員協稅”等頗現代化的稅收方式。

　　“他認為，上海原本具有優良的財會制度，稅制可以用查賬解決。”趙人偉說。但在全國統一執行財政方針下，顧準的策略在黨內遭致部分力量的反對。

　　自同年10月起，中央有關部門對他一再提出申斥，令其恢復“民評”，他卻據理力爭，“出言不遜”。

　　1952年，全國發起“三反”運動。這年3月4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稱：市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顧準，一貫地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至於其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局局長和稅務局局長等職，建議有關方面一並撤除。

　　1955年8月，顧準在中央黨校學習。對於中國現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深思，結合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他在學習體會中，明確抨擊計劃經濟體制，主張要以市場價格的漲落，來調整生產和流通。

　　學員討論會上，他的發言被一位廳局級幹部直接打斷：你不要再讀下去瞭吧。

　　《體會》經他修改，定稿為《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於1957年第二期《經濟研究》上刊登，後來卻被批在社會上“放毒”，是修正主義。

　　趙人偉日後稱，“在被稱為第一個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國經濟學界出現瞭兩篇最有代表性的經濟理論文章，一篇是孫冶方（已故經濟學傢）的《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顧準的文章。如所周知，孫冶方撰寫這篇文章時，曾經得到過顧準的啟發。可見，在這個改革浪潮中，顧準毫無疑問是站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前沿的。”

　　1957年11月，顧準被打為中科院系統最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並開除黨籍。

　　有朋友勸顧準，如果摘帽，孩子們就會來看你瞭。他聽後翻江倒海，終於落淚妥協。

　　病床上，他對吳敬璉、駱耕漠（已故中科院院士、著名經濟學傢）說，“在認錯書上簽字，真是奇恥大辱。我這樣做，既是為瞭能見到我的孩子們，也想這樣做，或許能改善他們的處境。”

　　為讓兄長如願，顧準的胞弟陳敏之（生前曾任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給侄兒侄女們去信苦勸。

　　他曾撰文，“和五哥（顧準）見面之初，他就曾對我說，他希望重之能回來照顧他，並且溝通感情與思想，……11月24日收到瞭重之來信，信中表示他不會回來，而且是堅定的。還說：‘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準走的……’”

　　顧準與兒女們至死未見，他們一句“怕受爸爸的影響”，無疑加速瞭他的離去。

　　顧準第一次打成“右派”時，曾與妻子商定，為瞭孩子們的前途不受牽連，他同意他們與自己“劃清界限”。

　　“有人與傢人在政治上劃清，生活上卻沒劃清”，對於顧準親子關系的“劃清幹凈”，高建國含蓄指出，“當年，個人抱負就是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不被淘汰出來，這是第一位的。”

　　《顧準全傳》中，顧準第二次“戴帽”一經傳出，顧重之在就讀的101中學，被同學們扯去紅領巾。陳敏之的夫人曾含淚道，孩子們壓力也很大，在外面受歧視，被罵作“狗崽子”。

　　顧準的妹夫施義之，“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汪璧死後，他與妻子、顧準的胞妹陳楓，毫不猶豫對顧傢子女施予關懷。他對高建國坦言，是他阻止嶽母與孩子們去見顧準，“那個年代就是這樣，我當個公安部長並不安全，朝不保夕。”

　　“母愛”也橫亙在父子中間。1960年冬，顧準從河南商城下放回京。親歷大饑荒的重災區，他在日記裡記有“哀鴻遍野，人相食”的可怖實況。

　　傢中，他當著兒女面，痛批“人民公社”、“大躍進”。高梁回憶，父親說農村應該鼓勵單幹，允許兩極分化。現在的中國是匱乏經濟，政府供應什麼，群眾就隻得買什麼，沒有一點選擇。還有一次，一位親戚來看父親，他卻大談“大煉鋼鐵”——“就是泥地裡挖個坑坑煉鐵渣渣，泥土導熱，怎麼煉鐵？”他典型的“右派”言論，把親戚嚇跑瞭，母親因此不快。

　　“母親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如何對待父親的政治問題上，整個人處於極大矛盾中。她雖然愛我父親，卻並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母親在孩子們面前，隻能按照黨的要求‘正面’說話，譬如：‘黨早已說明，‘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是少數，你們的父親嘴不好。你們要和父親劃清界限。”顧逸東對高建國說。

　　顧準去世後，陳敏之憤恨其兒女的無情。他用一臺老式打字機，將事情原委打出，印制若幹，散發到顧準的朋友中去。

　　“他交給我時，還特別叮囑，你要小心別讓別人看到，我怕會給你造成不利。”顧準的幹女兒，中科院同事張純音之女徐方回憶道，那是“文革”後期，陳的行為十分危險。

　　打印本在早年，還是小范圍散佈。90年代中期，陳敏之不斷將沉痛往事撰稿翻出，致使顧傢兒女成為眾矢之的。

　　那時，徐方偶遇高梁，他苦笑，“我們現在是全中國最大的不孝之子瞭。” 2011年7月11日，顧準的兒子高粱於北京北七傢（薑曉明） 顧準於1950年代初

　　 “經濟學傢要愛人民”

　　1978年，高梁返城，在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辦的一傢雜志社工作。吳敬璉為他介紹趙人偉，“這是你父親生前的好友。”

　　老成持重的高梁一時不能自已，“狠哭瞭一鼻子。可見他愛他的爸爸。”趙人偉說。

　　“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準備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討論經濟學時，他忽然說瞭這麼一句話：當經濟學傢必須愛人民。”顧秀林聽到高梁這麼說，為之一震。

　　“這和他的傢庭教育、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莫大關系。”高梁讀研時的同屆同學，當年財貿所的研究生，現任北師大珠海分校校長華生說。

　　他，還有高梁同寢室室友張學軍在電話中，都不約而同地想起瞭高梁日復一日堅持跑步、苦練體質的身影。

　　高梁所在的831寢室，原是一間空蕩的教室。在那裡，每周末都會開辦讀書會。

　　讀書會圍繞兩個主題：研讀與專業無關的經典著作，比如黑格爾的名著《小邏輯》；對於中國改革的現實問題，作理論化深層探討。其間，不同專業、年級的同學，包括社會中人紛紛加入。

　　張學軍懷念當年他們“懷有強烈的責任感想為中國的改革探索出一條新路”，一群意氣書生中，年長的高梁一慣“思考嚴謹，火花碰撞不多”。

　　高梁也坦承，在當時北京自由組合的學術圈子：諸如杜潤生、王岐山、周其仁組成的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和金融所的“五道口學術圈”裡，他僅是一介參與者，絕非活躍人士。

　　一次討論會上，眾人為國企改革，兵分三路，“激進派提倡，幹脆賣掉國企。中間派認為可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保守派則連這也反對。”張學軍模糊記得，高梁是“趨於保守的”。

　　“他默默地沿著一條路走下去。我有時覺得，這條路較窄，會限制他的發展。”張學軍的看法，對應瞭高梁的另一好友、莫幹山會議的發起者之一、時任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經濟師朱嘉明所說：“高梁與他父親最大區別就在於他的思考相對局限在經濟方面，其他領域不像他父親深廣。”

　　1984年9月，浙江德清縣莫幹山，召開瞭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與會者不乏今天公眾耳熟能詳的一些人物——王歧山、馬凱、張維迎……

　　華生後來回憶，這時正值農村的傢庭承包責任制改革取得瞭空前成功，城市經濟改革已拉開序幕，勢不可擋。會議中心是討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其中尤以價格改革為重中之重。

　　一批經濟學子將以優質獨見的學術論文被選入參會。高梁上山，緣於他在《中國社會科學》做過編輯。

　　開會、征文的消息發出後，“入選者限定120人左右，可投稿就有上千份。那年7月，籌會階段，我被王小魯（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拉去幫忙。”他說道。

　　“高梁也是會上提出‘放調結合雙軌制’的五人之一。”華生說，當年與會者認定，改革的市場軌道已開始鋪設，價格改革迫在眉睫。他、高梁、何傢成（現任國傢行政學院副院長）、張少傑（已故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蔣躍（現任陜西省工信廳廳長）在會上經過數日爭論達成一致，“用先放的辦法促進市場價平穩下浮，然後上調計劃牌價，有些產品可以外放內調。同時，特別強調組織生產資料市場和物資部門主動進入市場，……我們把這套‘改、調、放、導’思路簡括為‘放調結合雙軌制’。”

　　一幹經濟學者在改革方向上統一，“破除僵化、阻礙經濟活力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初衷都為“國富民強”——這是高梁眷顧的80年代。

　　“但改革將會改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心裡是模糊的。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完全學美國，搞自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徹底實現私有化，和政府徹底脫離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種制度；也有人認為，我們要保持社會主義的殼子，中國畢竟是在計劃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一套供應體系，應該穩妥地、公私兼顧地改革。這些未明晰的不同傾向，在後來改革實踐中，一步步確為分歧。市場成功都會經歷這個過程。”

　　而高粱表示，“大傢公認私有制最有活力，但我對它在中國的實際運行感到疑惑。”

　　 “人心壞瞭”

　　1985年，高梁畢業，進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在這傢由國傢體改委衍生出來的青年才俊雲集的研究機構裡，高梁低調如故，文章發表不算多，官至正處級。

　　“80年代末，就是這個正處，讓我沒能通過政治審查杠桿，失去赴牛津留學的機會。”他寒心的是，1990年，體改所並入經濟管理研究所，原成員各奔東西，“眼看一個炙手可熱的單位打入冷宮，有些人卻在邊上看笑話。裡面就有當年一起奮鬥搞改革的同仁。”

　　90年代初，張學軍在海南，兩次見到高梁。

　　令他理解又詫異，“那會兒，很多人比較灰心，無心學術，改行做生意。高梁也自稱‘半下海’，居然炒起瞭期貨。”

　　高梁的期貨終是全軍覆沒。郭熙權在電話中笑道，“他適合宏觀經濟研究，實際操作能力不強。”

　　1992年，郭任海南洋浦工商管理中心主任。高梁任洋浦國有資產管理中心主任，主管經濟開發區政府所屬的七八傢小型國企。兩年後，他離開洋浦。

　　他曾對媒體吐露，“我原想，根據自己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解，制定新的管理方法，按照資產管理的方式管理”，“手下有一個管開發區拆遷的公司，有一大筆錢來運作。我自任總經理。後來上面不讓我幹瞭，換瞭一個人。雖然許多人都知道這個人有問題，可是上頭壓下來瞭，限期完成移交，讓這個人管。管瞭不到半年，那人就出瞭很多問題。查出來以後就撤瞭。這時，我也站不住腳瞭。”

　　“我就是‘那個有問題的人’，”郭熙權直言，“高梁曾兼任洋浦物業總公司法人。上面讓我接任他的職位，他成瞭我的下屬。”

　　郭熙權說，在職期間，他曾向管委會遞交一“國有資產增值保值”方案，欲將這傢物業總公司推上市。按其計劃，在公司管轄的土地上招商，讓商傢建房，建寫字樓，形成商業一條街。政府采用土地出租方式，定下各個商傢的土地使用期限。到期時，錢、房子都屬於洋浦物業總公司。

　　前來投資的兩傢股份公司提出，“投資方要占51%的股權，擺脫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的直控。”方案被否。

　　“委員會中傳出，我想把公司的總經理位置固定化，使國有資產永久掌控在我手中。高梁是委員會委員之一，卻沒與我及時溝通。我估計，他在心裡不支持我。今天回頭再看，國有資產收購早在中國大行其事。”他不以為然道。

　　此刻，高梁也大發感慨：“90年代，大量國企垮臺，有人說體制不行。我看有外因與內因。外因是私企與外企的大量出現，對國企形成很強的競爭關系。國企過去長在溫室裡，環境太好，缺乏野心。內因就是企業者的責任心越來越少瞭，自私地想從中牟取私利的人越來越多瞭。這與我在80年代，到國企搞調查的體會有很大區別。人的良心壞瞭。為什麼壞瞭？肯定有社會、文化的因素。但有一條，誰也不能否定，就是80年代開始所謂的‘產權理論’——難逃其咎。”

　　 “左”“右”碰撞

　　1998年，高梁回京。因離開單位過久，他失去瞭公職。

　　那時，他一邊為《經濟管理文摘》寫稿，一邊主持產業論壇，“體改所以前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際中建立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原所一同事，後來成為民企人士，托我們辦論壇，目的就是把中國整個產業實況梳理一遍。論壇上，請來礦業、石油、船業、汽車、電子等各行領導、專傢。”

　　其間，“非主流經濟學傢”的主要人物楊帆，因為“一些問題上觀點相近”，與他相熟起來。

　　2001年，楊帆幫助高梁出版《挺起中國的脊梁：全球化的沖擊和中國的戰略產業》。在他與《中國不高興》作者之一王小東引見下，高梁擔任過《中國產經新聞報》副總編。

　　2004年8月，經濟學傢郎咸平公開指出，“MBO（管理層收購）是一個掠奪國有資產的最好辦法”，他的論調與高梁的觀點不謀而合。

　　在郎咸平與企業傢顧雛軍的MBO爭端引發的“第三次改革大爭論”中，高梁站出來表態，支持郎咸平。

　　顧雛軍一方，有他過去體改所的同僚，“主流經濟學傢”。“他們對他有些失望與奇怪，”楊帆說。

　　高梁昔日“一個戰壕的戰友”認為，為瞭推動國企私有化可以不擇手段，“為瞭吃到這鍋飯，你可以先往裡面吐一口口水”。高梁對此極為不滿，搜集瞭國企改制過程中許多違法操作的案例。

　　中國（北京）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盧周來在Email裡寫道，一次，在社科院法學所，討論某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的具體個案，“有人仍在挺MBO，高梁歷數國企改革中的黑暗面不時被打斷，他非常憤怒地起身離開。”

　　“還有一次，在國務院某部討論科技發展戰略。我提出我們國傢這些年來，過於依賴外資和外來技術，沖淡瞭自主創新、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刻有一位經濟學傢跳出來，你是義和團、紅衛兵、沖鋒隊……”高梁仍記得那種咄咄逼人的火藥味。

　　舉辦產業論壇5年，他自認為，有一層收獲就是“逐漸明確瞭一些想法”——“今天的改革肯定有悖於1980年代中國經濟學人提出改革的初衷。一些主流經濟學傢在體制改革中，對市場功能不切實際地誇大，實際是在鼓吹‘純市場化’理論，它是導致現在社會上道德指數低下、貧富差距拉大、腐敗日益增多的主因”。

　　“他們以‘新自由主義’理念在指導改革，認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麼也不管，幹脆退出競爭領域。中國作為一個後進國傢，在工業化發展中間，沒有國傢主義進入，它發展不上去，永遠是三流、四流的。

　　“我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反對國企改制進程中，國有資產被侵吞，工人權益被漠視。一些主流經濟學傢對既得利益者的不法行為‘視而不見，反助其力’。

　　“要發展民族工業創新，防止外資侵入，使國傢失去開發核心技術的能力。現在很多問題出現是人們觀念變瞭，失去瞭道德底線，這不是市場化的改革能解決的。需要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來團結社會，‘這是個應該強調社會利益的時候，是個應該弘揚正氣的時代’。”

　　他自信，被主流經濟學傢斥為“國傢主義者”——“絕不是一個貶義詞”。

　　毫無疑問，高梁的論點論據，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些他父親思想的傳人眼中是典型的“左八股”，他們對類似觀點的批判，也是那麼的典型。

　　經濟學傢姚洋說：“說要防止外資侵入，但我們的主要技術進口都是外資搞的。這樣來看，外資不也貢獻很大？不能說人傢來瞭，就是白給中國送技術吧？這也是一種生意。”

　　趙人偉說：“目前貧富差距拉大，對這一事實，似乎都沒有分歧。但究其原因，解決辦法，分歧就大瞭。有人認為是市場取向的改革造成的。我認為，關鍵不是市場取向改革搞錯瞭，而是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

　　被高梁等人視為“自由派經濟學傢”代表的茅於軾就高梁的某些觀點發表瞭自己的看法：“純市場化肯定不對。但說因為市場化使得道德敗壞，毫無道理。正氣在哪個社會都要講，但是不是社會主義就是正氣，資本主義就是邪氣？是不是投機就不創造財富，隻有生產勞動創造財富？我認為，一定的投機是好的，投機過度就變瞭。”

　　“不管是國傢壟斷還是私人壟斷都是壞事，壟斷的問題是降低效率。選人機制上也一樣，不好的產權選不出好人來。我們國企領導人都是委派的，不是選拔競爭出來的。政府還是要起作用的。並不是主張政府幹預越少越好，是該幹預的就幹預，不該幹預的就不要幹預。”

　　“我們當前改革的大問題是市場化的方向沒有堅持，現在倒退瞭——國進民退。”末瞭，他指出，“發表那些觀點的人，有一種可能是在改革中受到傷害。現在左的思潮抬頭，他們與這股思潮之間，至少感情上是呼應的。”

　　對於高梁的觀點，他的導師、“吳市場”吳敬璉從未作公開評價。

　　據徐方無意中透露，今年4月，她從日本回國，曾與吳敬璉相聚，“吃飯時，他談到顧準的孩子不知為什麼，現在思想變得有點‘左’。他心裡不太好受。”

　　 娜拉出走後怎麼樣？

　　2001年，編輯《顧準日記》的丁東與中國青年出版社責編李丕光合力將陳敏之與高梁約到一起。

　　“顧準的遺作中，除《希臘城邦制度》交給吳敬璉。一部分日記，還有他與陳敏之的信件往來、文稿在陳敏之處；至於另一部分日記、顧準的學術筆記、卡片放入檔案袋，由社科院交給瞭高梁。”丁東介紹道。

　　明知叔侄間有隔閡，但出版社想將他們各持部分組合出版《顧準文存》，“大傢都有一個共同願望，把顧準的精神財富流傳下來。”李丕光說。

　　《文存》正式出版後，陳敏之考慮自己年事已高，將手持的文稿著作權交給瞭高梁。

　　李丕光在編《文存》時，竭力不刪改原稿，“編到後來，我們連廣告都沒想做，隻想將它平靜地引入市場。”

　　80年代末，陳敏之即想出版《顧準文集》，特請王元化先生作序。因作序延誤，錯失出版時機，直到1994年，王元化向陳敏之推薦瞭貴州人民出版社。對方原以為隻是已故學者的一般性著作，還讓陳敏之自掏一萬多元。陳敏之對顧準的思想，視若珍寶，為出版一口應允。“出版後，分量相當重。出版社受到上級‘壓力’，出版過程遭到傷害。但書的效應終於發散出去。”丁東、李丕光紛紛說。

　　吳敬璉曾就《文存》中的精華——《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作撰文分析：“從理想主義出發，許諾一個地上天國。因為自以為許諾的是一個地上天國，所以就以為有權運用一切手段，包括（用）專制、殺戮的手段來建立這個天國，一切反對這種做法的人都應滅絕，於是這個理想主義就會轉化為反動的專制主義。他（顧準）說他自己也是相信過可以有地上天國的。他投身於這個運動。結果循著這條路……走到他去世前，文革那種法西斯專政的狀態，他說他現在認識清楚瞭，他堅決地站在經驗主義的立場和專制主義做鬥爭。”

　　“當年父親想得已經很深瞭，我們這些小孩哪裡能懂？他偶爾冒出的觀點中，有兩點記憶鮮明：第一，辯證法是不是宇宙普適真理？他認為不是，隻是部分適應。第二，中國歷史與歐洲歷史的區別。他指出，馬克思在著作裡說過，中國沒有封建主義。這兩樣和我們的教科書不一樣。

　　“80年代，我開始讀他的原稿。以前我們受馬列主義教育長大，對他寫的一切感到振聾發聵。這是我讀後切實的感受。什麼叫解放思想，這就叫解放思想。”

　　“直到今天，我認為他在治學處事的態度上，仍是值得推崇的。還有他的哲學思考裡——不要把馬克思哲學思想作為不可移動的教條，我是同意的。這是我對我先父的態度。”高梁說。

　　“希望他們長大以後，還能像魯迅說的那樣，敢想，敢說，敢怒，敢罵……”1957年至1962年，顧準在自述中無限寄望於生機勃勃的兒女們。

　　如今，高梁確實“敢怒”。一次聚會中，有人說，誰發動瞭“文革”，誰摧毀瞭中國傳統優秀文化。

　　他當即翻臉，“毛澤東提倡學雷鋒。現在提倡MBO，貪污腐敗盛行，這是誰的賬？我說改革開放摧毀瞭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行不行？對歷史謙虛點，不要動不動什麼壞事都怪毛澤東。他是國傢的領袖，這個國傢是他締造的，締造容易嗎？沒有毛澤東的恩德，有中國的今天嗎？我們傢可以說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這一條，我從來都是堅定不移的。”

　　另一次，有人質疑，所持觀的點是否有違他父親的理路，他忿然回答，“如果我父親活著，他也會像我這樣。”

　　“他是在做秀麼？他是最應該對文革有深刻反思的人。如果不是，他這一生就太可悲瞭。”他的反對者裡，有人這麼說。

　　“我經歷過毛時代，身上會有時代的烙印。但並不妨礙我作理性思考。我的兄弟姐妹們應該跟我差不多，否則我們不會走到今天。”高梁的語氣與其說理性，不如說是對於某種信仰的執守。

　　當初，在這份“信仰”與深愛的父親之間，他選擇前者。現在改革進程中，“不管有多少人已經漠視，不再相信馬列思想”，他的信仰仍在指引他的方向。

　　在《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中，顧準始終追問——“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即新中國成立以後，社會將要如何發展？

　　這一追問依然繼續。一個年輕的來自高梁學術觀點對立派中的一員追問高梁：“改革至今，市場化是我們目前發現社會資源配置最優的制度。市場化固然造成貧富不均，但你告訴我，應該怎麼辦？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吧？”

　　“他的提法有問題！好像不走市場經濟，就是走計劃經濟。現在不就是既有市場化，又有政府在管？改革30年，不要以為我們一動未動，應該說改革已取得偉大成就。再說我並不反對市場，我是反對腐敗地將國有資產私有化！”

　　高梁振振有詞，“學者有兩條根本：一是方法，二是立場。方法就是實事求是，立場是為國傢負責，為人民負責，為弱勢群體負責。這點我和我父親一樣。”

　　“高梁與他父親看似觀點有別。但仔細想來，顧準的思想在他那個年代不容於主流，高梁的思想在當下也不容於主流。”

　　就連他的外表都是那麼不合時宜——腳上長年不變的一雙軍用黃膠鞋，步入任何場合，那讓他的朋友與對手都一致形容，“像個農民工。”

　　“莫幹山會議上，我印象深刻的是齊永貴等人聯名寫的《金融發展戰略》。他開瞭一傢金融公司，一見到我就說，你來做什麼？你這人發不瞭財。”

　　“當官、從商，都要當孫子。”他好像早已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