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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來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

在遠古時期，如今中國這塊地方，存在著諸多原始的部落，這些部落之間或戰爭或聯盟，但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文化或者政治組織。中華這個概念如果最早是指華夏、諸夏，那麼所謂諸夏，就是指周族所分封的各個親戚、功臣所組成的諸侯國，諸夏就是指各個諸侯的國傢和他們的傢族。顯然這個所指是非常小的，如前面所說，可能一個國人剛踏出城門（國門），就會碰到野人。這些野人顯然不是“諸夏”。

那麼華夏、諸夏的范圍的擴張是隨著周王朝的政治和軍事實力的擴張而擴張的，它帶來瞭文化的統一，這是一個融合的過程，逐步整合瞭中國北方的核心地區。那麼在之後的王朝中，華夏、中華指的是繼承瞭中華的禮儀和文明制度的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勢力范圍，華夏、中華這些詞主要強調的是王朝的禮儀和文明制度的優越性，而不是一個血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因為在王朝的政治中，其基礎是傢族而不是民族，皇帝不可能在血統的意義上強調自己以及他的傢族和平民百姓、臣僚擁有共同的血緣、用民族的概念消解自身傢族在血統上的獨特性和尊貴性。所以，正如在西周時期，諸夏指的是周族親戚、功臣所組成的諸侯國，在之後的歷史中，這些概念和平民百姓同樣沒有多大的關系，它主要是王朝的統治者用來強調自身禮儀和文明制度的優越性，以證明自身統治的正統性，以及相對於其他蠻夷國傢的優越地位的。

但無論是在哪個時期，華夏、中華的范圍它主要都是指“漢地”即漢民族所生活和居住的區域，但是，這不是因為民族的原因，而是因為這是中央王朝的禮儀和文明制度所主要存在的區域。它都不包括今天的西藏、新疆、蒙古、東北以及西南的一些邊疆地區。所以，古代的華夏、諸夏、中華這些概念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它們不是同一個概念。正如你無論如何都無法想象，明朝人會認為自己和女真人同屬於一個所謂的中華民族，他們是敵對國傢，就和二戰時的中國和日本是一樣的。

從明朝人和女真人之間的敵對關系到大傢同屬於中華民族，這個跨越不可以說不大，這種巨大的轉變是怎麼發生的？這或許正說明瞭，如今的觀念它是繼承於滿清帝國，而不是傳統中國的漢人王朝。因為滿清的皇帝，他不僅是漢人的皇帝，滿人的酋長，還是蒙古人的可汗，藏人的菩薩，他除瞭在北京作為皇帝的身份統治國傢，還要在承德，以菩薩和可汗的身份會見藏人和蒙古人的首領。藏人、蒙古人、包括滿人他們並不是忠於中國，而是忠於滿清皇帝，如果皇帝不存在瞭，那麼也就等於維系他們與中國之間的那個紐結不存在瞭，所以在《清帝遜位詔書》中，要特別寫明：“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那麼中華民族這樣一個政治概念，它的作用就是取代皇帝在清帝國中維持國傢統一的作用，用一個國族的概念來建構一個新的民族國傢，以取代以人格為維系紐帶的帝制國傢。這就是所謂的“中華民族”，但我們要記住它不是古代的華夏、諸夏、中華這些概念，而和滿清的滿蒙一傢、滿漢一傢更為類似。今天一些民族主義者對滿清憤憤不平，這些人不在少數，並且認為在今天，漢人終於奪回瞭自己的國傢，這種想法完全是一廂情願，為什麼這麼說？

如果一個國傢的建立，它是以個人之間的聯合、契約為基礎，把國傢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的，那麼民族問題就不是一個什麼大的問題，因為個人他無需通過民族為中介去伸張自己的權利。這也是為什麼民族主義在那些民主國傢中，基本上不存在。而如果一個國傢它是專制國傢，那麼無論掌權者是什麼民族，他首先考慮的都是自身政權的安全和穩定，而不是自身的民族問題，他並不會因為和你是同一個民族，就會給你某些特殊的待遇。相反，為瞭維持政權的安全和穩定，他反而可能會壓制多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正如一些國傢中所發生的現實那樣，哪怕他自己就是屬於多數民族。民族主義隻在一種情況下有效，就是在民族國傢中，用民族主義對內去伸張民權，主張同一個民族下的平等的族人權利。

好，厘清瞭這些，那麼現在我們問：什麼叫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現在的中華民族它和古代的華夏、諸夏、中華不是同一個概念，它更接近於滿清由一個強權所主導和維系的多民族的帝國，那麼你要復興的難道是康乾盛世、天朝上國、朝貢體系，復興的是帝制下的所謂盛世？如果是這樣，恐怕會讓很多人產生疑問：今夕何夕?所以這裡是第一個問題：滿清帝國的盛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你要去復興它。

如果你要復興的是漢唐宋明這樣的大一統王朝為代表的中華的文明，那麼究竟什麼代表瞭中華的文明？漢唐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再者，如果你要復興的是古代的華夏、中華的文明，那麼置藏人、維族人這些不在華夏文明之內的民族於何地？難道他們的文明就沒有獨立存在和發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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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復興就是指曾經興盛過，現在衰弱瞭，要恢復以前的興盛，這叫復興。所以，我們首先來看，華夏文明什麼時候興盛過，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興盛？這涉及到我們對華夏文明的一種總體的歷史評價。

在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中，真正和平沒有戰爭的時間、人民總體上可以保持溫飽的時間，不過幾百年，就像歷史上那屈指可數的幾個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以及康乾盛世，這在幾千年的歷史跨度上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所以我們要說華夏的文明，首先就是戰爭以及和這種頻繁的戰亂所相適應的一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的特征。這種頻繁戰亂它不僅是因為外敵的入侵，它更表現為世界上僅有的、頻繁的王朝更替，因社會不公所造成的各種民變所引發的戰亂等等，我們在其他民族的歷史上，幾乎沒有看到過類似於古代中國的大規模的民變這樣的東西。它塑造瞭一些民族性格：由於個人長期在安全上缺乏足夠和穩定的保障，它造成瞭一種十分保守、缺乏進取的民族性格，以及對集體的依賴性、對強權的順從。這種民族性格至今仍留存在每個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集體無意識中，比如很多人認為：分裂就意味著戰爭，誰強誰就應該占有“天下”，弱小的勢力就應該服從強大勢力的統一意志，個人的意志是微不足道的，必須有一個足夠強大的強權把大傢捆綁在一起。我們天然地厭惡競爭，敵視自由，因為這裡沒有任何超越性的理念和秩序規范競爭，自由和競爭就意味著毫無底線的戰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民族性格和近代的國傢主義以及現代專制統治是可以無縫銜接的。所以，我們要認識華夏文明，就必須首先要追溯這種頻繁的戰亂、治亂循環的歷史和思想根源在哪裡？

在華夏文明的源頭，它隱含著一些關鍵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種文明之後的走向和發展的軌跡。第一 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宗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合一，它所形成的傢天下的觀念以及一種原始的建立在血緣共同體基礎之上的集體主義觀念。第二 定於一尊。在古老的《詩經》中就有這樣的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傢族內，以長幼區分尊卑等級，所有權力都集中於一個最尊貴的長者身上。他在傢族內是族長，在傢天下之下就是王或者皇帝。第三 定於一尊和傢天下的結合形成一個最核心的觀念：大一統觀念。即傢天下之下、定於一尊的天下一統。

在這三個觀念中，傢天下意味著和巨大的權力綁定在一起的巨大的利益，定於一尊則意味著集權、不受約束和限制的權力。兩者結合則成為瞭驅動大一統的動力。而正是這個大一統的思想成為瞭中國歷史上皇朝更替、治亂循環所造成的無休無止的兼並戰爭的源動力，因為大一統同時也是正統的象征，它關系到王朝的合法性的根據。天下必須統一，而這個統一的天下必須定於一尊，人民才能享受在這個一尊的統治和恩賜之下的和平和穩定的生活。這個定於一尊的天下一統，既包含著人民對於戰亂的恐懼，也包含著對於某種無限制的、至高無上的權力的渴望和膜拜，對恐懼和暴力的順從和膜拜就成為瞭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它形成瞭一種延續瞭幾千年的政治制度：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它和從遊牧民族那裡繼承來的奴隸制結合在一起，最終在不斷地相互強化中，在清朝把這種制度推向瞭最頂峰。

所以在這裡，我們追溯到瞭這個根源：中國所獨有的大一統的思想所造成的專制主義的土壤。現在我們要問：這種思想是在歷史上怎麼形成的？這其中的原因眾說紛紜，現在流行一些“科學”的方法，去追溯客觀的原因或者說客觀決定論：比如地理說、治水說、或者由客觀條件所決定的經濟性質的因素等等。或許這些因素確實是原因之一，但我們認識歷史，為的是汲取教訓，而客觀條件是無法改變的，我們要認識的是那些主觀因素所導致的歷史結果，即改變可以改變的東西。歷史研究的不是客觀的東西，那是科學要研究的，歷史所主要關註的應該是人的主觀因素對歷史發展造成的影響。

關於這個原因，我在以前的文中曾提及過。第一 我們如果從普遍的人性上去推測，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或許就是因為世俗的最高權力不受制約對於人的誘惑力太大。因為人性都是趨利避害的，隻有最大的利才能吸引古往今來幾乎所有人對其趨之若鶩，那麼為什麼世俗的權力會不受制約？這和中國的文明始終沒有發展出一種超驗性的宗教有關，爭取瞭皇位，也就成為瞭人世間的神，這種誘惑對於人來說太大瞭。如果一個人爭取瞭王位，頭頂上還有一個神，它和世間的任何一個人一樣，說到底仍然還隻是神的子民，那麼這種誘惑相對於中國皇位的誘惑來說就小很多，並且神權和世俗的王權分立，也對世俗的王權構成瞭一種根本性的制約。有人可能會說歐洲的世界和中國的世界不一樣，始終沒有發生過“大一統”，那是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世俗的王權並不是最高權力，而是神權。在基督教世界，羅馬教廷稱普世教會，漫長的中世紀，整個歐洲世界都籠罩在基督教的神權之下，在異端審判所中瑟瑟發抖。而這種羅馬教廷的神權和中國的皇帝的皇權，他在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和程度上當然有所區別也不能同日而語，但在權力的貪婪本性上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因為人性是普遍的，他的普世教會就是中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的另外一種表達形式罷瞭。也就是說，最高權力的不同性質決定瞭歷史的不同走向。就如神權雖然是最高權力，但它畢竟不是世俗的王權，它沒有軍隊也沒有政府。這也是為什麼如今一些議會制的國傢中，要設置一個虛權的總統或者保留虛權的國王的原因之一，總理掌握全部權力，但他頭上有一個名義上的國傢元首：總統或者國王，他是國傢的象征。無論掌權者如何變化，都不影響到國傢本身的合法性。

第二 是因為中國古代的社會一直沒有走出原始的血緣共同體的階段。即個人無法從血緣共同體中獨立出來，它隻有共同體和共同體之間的制約，而沒有獨立的個人之間的制約，這也是一個關鍵因素。個人對他所處的集體的服從和義務是無條件的，這可能和農業文明所帶來的某種集體主義的因素相關。並且個人無法獨立，也就無法發展出獨立的人格，沒有獨立的人格，就無法產生道德的基礎：即自尊和榮譽。

第三 就是和中國古代的王朝更替所帶來的頻繁的戰亂相關，尤其是遊牧民族的入侵和民變。這裡我們首先提一下：為什麼會發生民變？有人可能會說是官僚腐敗或者社會不公，這確實是原因之一。但是，我們試想，如果個人和國傢之間的聯系是不緊密的，就如在中世紀，連國傢都不存在，和個人主要相關的是封建領主，那也就不存在波及整個國傢的民變。因為如果國王和人民沒有什麼關系，也就不存在針對他的反抗或者暴力運動。正因為中國在兩千年前就建立在一種國傢或者皇帝直接控制每一個國民的官僚制度，並且在之後的歷史中不斷地強化，即古代中國所獨有的“編戶齊民”，所以一旦發生災難和戰亂，就會波及整個國傢。

中國王朝的更替無非兩種：一種是相對和平的禪讓，另一種就是暴力推翻。自秦漢之後，往往是通過禪讓方式獲得的皇位，他相對來說就會更傾向於與士大夫合作而趨向於一種開明的君主制，而每一個暴力推翻獲得的政權無論是民變、又或者是異族征服，都會形成對君主專制的加強，特別是最後一種情況。有人可能對禪讓不屑一顧，這不就是演戲嗎？其實不然，第一，禪讓它至少在形式上表明瞭一種合法性的承襲和轉讓，即使是演戲，它也能極大地增加新建立的王朝在政治上的合法性，而新王朝對其政治上的合法性的焦慮越少，它就會更少得依靠於低級的暴力，它所造成的破壞相對來說也就更小。第二，禪讓它必須依靠於前朝統治集團的一種合作，所以它本身就包含著新舊統治集團之間的結合，而諸如從漢到晉、隋代周、唐代隋，這樣的王朝更替，基本上就隻是換瞭一個皇帝的傢族，而舊有的統治集團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承襲瞭下來，這樣的皇權它就必然要與支撐其統治的集團進行合作，它相對就會傾向於一種開明的帝制。而暴力的推翻則不同，它是一種新舊統治集團之間的洗牌，這種大清洗不僅造成的是無數的人頭落地，更大的破壞是對舊有的制度和文化傳統的破壞，而這種破壞它依賴的是一個強權，或者說它本身就是由一個強權所驅動的，形成的也是一個強勢的皇權，而這個新形成的強權它反過來又會建立一種維護和加強這種權力的制度，這就導致君主專制的進一步加強，這種情況幾乎沒有例外，唐代之後的歷史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或許可以這樣做一個總結，集權和專制的因素在根本上是由人性本身的貪婪所驅動的，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欲望，而這種貪婪會造成什麼樣的歷史，它取決於制約這種貪婪的外部條件，排除自然的因素比如地理這樣的因素，無非就是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相對均勢的力量之間的博弈而產生某種競爭的規則進行限制，既然誰也吃不掉誰，那大傢都克制一下自己，這就是法律的他律。而另一種方式就是道德的自律，而道德它至少需要兩種東西：第一，建立在人格獨立之上的對自尊和榮譽的渴求，第二，如果沒有超驗的信仰作為基礎，它是一種極不牢靠的東西，就像我們誰也沒見過聖人，更多的是像你我這樣千千萬萬的有著七情六欲的常人。所以在中國的歷史當中，這兩種情況可以說都不具備，或許再加上某種地理條件以及由這種地理條件而形成的經濟性質的因素，當這種人性的貪婪失去瞭制約，它實際上造成的是反復的大規模的暴力和戰爭。所以要問什麼是華夏文明的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戰亂和暴力文化，而這種暴力和戰爭對文明和傳統的破壞，反過來又會使這種貪婪更加喪失制約，當暴力是有效的，人就會越來越迷信這樣的方式，這些因素合力，它造成瞭專制權力的不斷加強。它表現為一個獨特的觀念，成為瞭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刻在瞭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大一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