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自蒂姆•麥當諾（Tim McDonagh）

譯者丨沈持盈

作者丨Michael Schulson（美國自由撰稿人）

我們可以先從鳥兒講起，或者先從希臘人講起。每個選擇各有優點。那就拋硬幣決定好瞭。正面朝上就選希臘人，反面朝上就說鳥兒。

反面朝上。

20世紀70年代，一位名為邁克爾•達夫（Michael Dove）的年輕人類學傢動身前往印度尼西亞，試圖解開一個人種學謎團。達夫是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他一直在閱讀關於Kantu’部落——一群在婆羅洲（Borneo）熱帶雨林裡掙紮糊口的農民——的文章。Kantu’部落采用遷移農業的方式，這種被人類學傢稱為“斯威頓”（swidden）耕作方式，也被大眾稱為刀耕火種(1)。刀耕火種的農民種植莊稼的土地通常相當貧瘠。他們放火焚燒來清出田地，在作物成熟後將田地棄置。

與其他大多數斯威頓式耕作的農民一樣，Kantu'部落的農民每年也會開拓新地，種植稻米和其他農作物。但有所不同的是，Kantu’部落的農民會通過一種觀鳥儀式來選擇在何處種植。他們相信，某些鳥類——紅腰咬鵑、棕姬啄木、以及其他五個種類的鳥類——是神的女婿（sons-in-law of God）。這些鳥類的行蹤引導著人類的農事。因此Kantu’部落的農民會穿越整個森林，直到發現這些預言之鳥以正確的組合方式出現的地方。之後他就會在那兒清理出一塊田地，種植莊稼。

達夫(Dove)認為這些鳥兒應該是充當瞭某種生態學的指示物。也許它們被肥沃的土地、小樹苗、或者其他有利於斯威頓式耕作的環境所吸引。總而言之，Kantu’部落將這種觀鳥占卜術世代沿襲，還尚未體驗過忍饑挨餓的滋味。達夫推測，這些鳥兒一定是在告知Kantu’部落一些關於土地的信息。但他和其他人類學傢都不知道，這種信息到底是什麼。

他繼續跟隨Kantu’部落的占卜者。他觀察瞭這些先知鳥兒，計算瞭每戶農傢的收成量，之後感到愈加迷惑。Kantu’的占卜術是如此地撲朔迷離，如此地依靠細微的變化和“鳥兒是飛到我左邊還是右邊”的這樣的偶然事件，以至於，達夫很快發現紅腰咬鵑、棕姬啄木和Kantu’部落稼穡的成功完全不搭界。達夫告訴我，那個他追尋著的占卜者，“看上去越來越像一個在搖骰子的人”。

困惑不已的達夫更換瞭自己的論文題目。但是這種占卜術時不時躥到他的腦海中。他思考瞭有“一二十年”之久。有一天他意識到，他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一直是錯的。達夫一直都在思考，相比於隨機性，Kantu’的占卜術是否有給人們提供有用的生態信息。但如果這個預言正是因為它就是隨機過程才對人們有所幫助呢？

對於Kantu’部落來說，最優選擇與投資者在面對一個波詭雲譎的市場時所做的抉擇相似：他們需要多樣化。

熱帶的斯威頓農業本質上就是一個難以預知的產業。Kantu’部落斯威頓耕作方式的成功取決於降雨、蟲害是否爆發、河流水位以及其他因素。一片森林在雨水充足的年份可能會帶來豐收，但在幹燥的、或者某種害蟲猖獗的年份可能會顆粒無收。而無論是對人類還是鳥類而言，預測未來幾周或幾月的蟲害爆發或者天氣情況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盡管面對著這種不確定性，人們還是傾向於尋找某種規律——想出一個可用於選擇種植地的系統性方法，而且，尤其是要根據上一年的情況來做出決定。

兩個方法都無裨益。上一年的條件與未來幾年的農事幾乎沒有任何聯系（2013年七月份的多雨與2014年七月份的潮濕無關）。系統性方法可能會受到各種各樣偏差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Kantu’部落的農民預測某一年的河流水位正遂人願，然後他把自己全部的農作物都栽植在河邊，那麼一次洪水就能讓他的全部莊稼付之東流。對於Kantu’部落來說，最優選擇類似於投資者在面對一個波詭雲譎的市場時所做的抉擇：多樣化的選擇。而鳥類占卜術就是一個能夠帶來這種多樣化的頗為有效的方法。

達夫竟要花上15年才悟到，隨機性也是有利條件，也不是白費。我們現代人想當然地認為要做出最優選擇，就應明確我們的目標，並進行經驗分析和知情選擇（informed choice）。這種決策方式，至少在理論上鑄就瞭我們推選政黨領袖、炒股、學校招生以及單位招聘的方式。它還塑造瞭我們批判他人的宗教儀式與迷信活動的方式。但是，正如Kantu’部落所展示的那樣，很多情況下，其實隨機的選擇才是最優選擇。在我們現代生活中，這種情況出現的頻率遠比我們承認的要普遍得多。

幾千年來，為瞭將一些隨機元素運用到決策中，人類文明花費瞭大量的時間、精力以及腦力。加拿大拉佈拉多（Labrador）省的那斯克皮族（Naskapi）獵人通過炙烤馴鹿的肩胛骨，觀察骨頭表面如地圖般裂開的縫隙，來確定下次狩獵的方向。在中國，長久以來人們都通過《易經》一書來尋求指引，他們用49根蓍草莖進行復雜演算，來確定需要查閱書中的哪個部分。非洲中部的阿贊德人（2）在面臨艱難抉擇時，會把毒藥粉灌到一隻小雞的喉中，通過觀察小雞是否存活來找到問題答案——這一結果如並不算完全隨機的話，那它起碼也是難以預測的。（“相比其他我知道的方法來說，這個方法在居傢和處理事務時，還是挺管用的。”英國人類學傢E•E•伊凡•普裡查（E E Evans-Pritchard）寫道。20世紀20年代，他在阿贊德（Azande）地區居住時期間接受瞭一些當地習俗。）

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這些事例的名單能夠填滿書本。正如任何一個21點撲克牌發牌手或者塔羅牌占卜師會告訴你的那樣，我們對翻牌情有獨鐘。為什麼不呢？隨機性有自己的特征，它是一個快速、恒定並且成本相對低廉（除非你的小雞都死瞭）的決策方法。因為沒有任何指導性思維作祟，它既不會受埋怨，也不會讓人後悔。它沒有人類的情感，就好似一個空白的表面，我們可以在上窺測到命運的跌宕或天神的意旨。隨機性能坦然地分配資源，評判對錯。

占卜術的“凈化效應”掃清瞭一切不合理理由

首先，隨機性讓選擇不求助於任何“理由”。這一特征也許是其最大的優點，盡管這自然也要我們付出些代價。都柏林聖三一學院政治理論傢、《運氣：隨機制度在決策中的作用》（2011年）一書的作者彼得•斯通（Peter Stone）的工作就是研究讓這些不合理因素變得合理的條件。

“抽簽制度的有利一面是排除瞭錯誤因由的幹擾，”斯通告訴我，“抽獎制度確保瞭，當你隨機選擇時，你的選擇不基於任何理由。”他將這一概念成為隨機制度的“凈化效應”——在做一個決定時它能排除“所有”理由，消除各種不需要的影響。正如斯通所說，隨機性將運作中的不合理理由排除，也讓合理理由消失殆盡。他並不提倡濫用偶然性。“但是，有時，”他說道，“不合理理由的危險程度遠甚於放棄合理理由可能帶來的損失。”

我們再回過頭以Kantu’部落為例。當他們在森林裡選擇斯威頓式耕作的種植點時，除瞭某些基本特征，在做選擇時是沒有合理理由可以利用的。你可不知道天氣和蟲害情況將會如何。因此，不論Kantu’的農民們依靠的是什麼理由，它要麼是中立的，要麼是十分有害的。占卜術的凈化效應掃清瞭一切有害因由。Kantu’部落也在沼澤地裡墾田種植，沼澤地作為不錯的種植點的特征更容易預測——換句話說，沼澤地的具備的合理理由非常多。而Kantu’在沼澤地裡時，也的確不會使用占卜術來做選擇。

這種關於選擇和偶然性的思考方式，在婆羅洲農村之外的地方也有所應用。它尤其能對我們這種理性主義精英管理化的民主制的某些基本機制提出質疑——這也是為什麼，如你所想，諸如斯通這種政治理論傢一開始會對隨機性產生興趣。

在邁克爾•達夫在Kantu’部落的長屋中苦苦思忖他的謎題時，激進分子和政治學者們正著手復興通過類似抽獎的方式來填充某些政治席位的理念，這一過程被稱為抽簽法。

這一做法有著悠久的歷史。民主雅典的大部分公職官員都是通過抽簽法選出的，包括用抽簽法從一些重要人物中選出的九名執政官。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貴族在選舉元首、總督時也曾采用一套復雜的、部分隨機化的流程。讓•雅克•盧梭在其著作《社會契約論》（1762）（3）中認為，在一種理想化的民主中，隨機制度可能會成為范式（would be the norm），它使每個公民都有平等機會能參與到政府的各個職能中（盧梭也補充說這種理想化民主不可能存在）。抽簽法如今仍被用在陪審團成員的選擇中，並且時不時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場合中有出現。例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卑詩省，就曾隨機抽出一些公民成立選舉事務委員會為選舉法規建言獻策。

抽簽法的擁躉建議在國會和議會中更加廣泛地采用這一原則，以創造一個能準確反映一個州公民身份實際構成的立法機關。他們並非（為明確起見）提倡立法者隨機選擇“政策”，此外，幾乎不會有人提議諸如美國總統這種不具有代表性的職位由公民抽簽選出。這一理念不是要將理性完全驅逐出政治領域。但是大量不良因素是會影響選舉流程的——通過賄賂、恐嚇及欺詐；通過購買選票；通過各種歧視以及偏見。問題在於在這樣一個讓選民根據自身喜惡挑選候選人的制度裡，這些不良因素是否會超過這一制度的益處。

舉例來說：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由少數強大的傢族和有影響力的派系執掌大權。正如歷史學傢羅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政治》（1980）中所寫，總督選舉時的抽簽法，是一個“限制任何集團在沒有獲得壓倒性的支持或沒有受到上天眷顧的情況下隨心所欲執掌大權”的選舉方式。擔心少數富人通過無節制的花銷來影響選舉的美國人也許會支持這一觀點。

或者我們這麼想一想：理論上，自由民主主義者想要建立能夠準確反映其公民身份的立法機關。想必一個優秀立法者所需要的品質（聰明睿智、高風亮節、經驗豐富）並不隻有富有、正直的白人男性所擁有。我們的立法機構中人種相對單一，這說明在選舉中，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因素正發揮重要的作用。通常情況下，我們僅僅是看著這種選舉過程，思考著應如何消除這些偏差。抽簽法的擁躉們發現，采用隨機性方法的時機已然成熟。

一旦所有合理理由都被清除，最有效、最公平也是最可靠的選擇也許就是隨機選擇

不合理理由的威脅，或者合理理由的缺失，讓隨機性變得格外有吸引力，這種情況不僅僅出現於政治領域，大學招生亦是如此。當哥倫比亞大學要從約33000名申請者中錄取2291人時（正如今年的情況），我們很難設想這一甄選過程是嚴格基於合理理由而選擇的。“大學錄取本就具有隨機性；我們就承認瞭這一點然後著手制定一個更有效的錄取制度吧。”教育政策分析傢查得•埃得曼（Chad Aldeman）於2009年在美國每日新聞網“高校情報”中這樣寫道（Inside Higher Ed）。他接著將高校的精英教育理念描述為“一種托詞”並評論道：“隨機抽簽也許是解決之道。”

斯沃斯莫爾學院（The Swarthmore College）教授巴裡•施瓦茲（Barry Schwartz ）於2012年在《大西洋月刊》中發表過類似的論調。他建議，一旦高校從他們的申請者中篩選出一個高素質人才的小團體，他們隻要靠抽簽確定最終名單就行瞭。荷蘭的一些學校就已經采用瞭類似的制度。“像這樣的抽簽制度無法糾正金字塔體系與生俱來的不公平性，也就是說不是每個在這一體系中的人都能得到攀到塔頂的機會，”施瓦茲寫道，“但這能通過突出偶然性和運氣來‘揭示’這種不公平。”一旦某種標準被確立，就不會有真正的“合理”理由去區分第2291名申請人（被哥大錄取的）與第2292名申請人（沒被哥大錄取）。而一旦所有的合理理由都被排除，最有效、最公平也是最可靠的選擇也許就是隨機選擇。

但也許隨機選擇並不是最受歡迎的選擇。當隨機性被加諸於一個所謂的精英管理化制度中時，它也可能會引起一種反沖。2004年，國際滑冰聯盟（ISU）在花樣滑冰比賽中啟用瞭一套新的評判規則。在這套規則中——此後被稍作調整——12名裁判為每一名選手評判，但隻有隨機選出的9人的評分會被算進最終的總分（古雅典人在戲劇比賽中也使用類似的評分方法）。花樣滑冰比賽的腐敗惡名眾所周知，裁判有時會形成小團體來支持彼此最中意的花滑選手。理論上來說，一個隨機的評判過程讓這種小聯盟較難形成。畢竟，如果不清楚你的合作夥伴能否投桃報李的話，一個禮尚往來的評判也就不起什麼作用瞭。

但是ISU新規則的作用並不隻是肅清抱團誘惑這麼簡單。統計學傢指出，隨機的選擇會改變某些賽事的結果。他們拿出比賽數據支持這一觀點，指出隨機挑選出的不同的裁判組合是如何產生不同評分結果的，並且至少在一次重要賽事上，完全改變獲獎名單。即使所有花滑選手都參與瞭比賽，最終的獲勝依靠的也是運氣。

我們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來審視這類情況。第一種：走憤怒路線——譴責這個看起來本質上不公平的規則。第二種途徑是意識到評判過程本身就是，還將一直是有主觀性的。如果選擇另外的12個裁判來給比賽打分，結果也會有差別。ISU的規則僅僅是將這種主觀性變得更明顯，即使它也降低瞭像腐敗這樣可以影響最終結果的顯見的不良因素。

但許多評論者還是選擇瞭理直氣壯的憤怒。這並不讓人吃驚。ISU的規則與當代兩個普遍的觀念相沖突：一是我們應該（通常也可能）清除一件事中所有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二是成就是努力與才能的完美映射。選舉時的抽簽法，大學錄取的抽簽制度，以及花滑比賽的隨機評判都與這兩個前提格格不入。它們接受瞭不確定性並視為其過程中的一個有用部分，它們也沒能保證最好的公民、學生或者花滑選手能取得勝利，無論他們為成功付出瞭多少。

我想說，在我們居住的這個令人焦慮且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那兩個理念——完全的確定性和完美的獎勵——簡直是癡心妄想。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學習知識、嘉賞成功。隻是，在我們邁入那種烏托邦之前，我們也許要與我們的現實情況妥協，即我們的生活被不確定性、偏見、主觀評判以及變化莫測的偶然性所主導。

在小說《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1962）中，美國科幻小說大師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設想瞭一種翻覆的歷史，讓德國和日本在二戰中取得勝利。小說中的大多數情節發生在被日本占領的舊金山，其中的人物角色，無論是日本人還是美國人，都常用《易經》來指導商業生涯和個人事務中的困難決定。

一些事情，在一些場合下，總是充滿著偶然性，就如擲骰子一樣。

作為一個傢族史上與占卜無緣的美國人，我承認我著迷於迪克構築的科幻世界的景象，著迷於這個世界裡人們將一些決策權力付諸於幹蓍草莖演算的做法。也許，承認我們所擁有的理由通常都不充分或者非常貧乏，能讓我們擺脫社會的偏見。不需要借助任何超自然體系，不難想象：當我們分配商品、錄取學生、招聘時遇到不分伯仲的應聘者、選擇我們的領導人以及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做出個人決定時，隨機性起到更為明顯、更可接受的作用。

這種社會並非是理性主義者的噩夢。相反，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裡，不合理理由影響著我們的諸多決定。這也是讓我們意識到哪些因素塑造瞭我們選擇的一種途徑。正如彼得•斯通（Peter Stone）告訴我的那樣，他模仿瞭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話說，“理性的首要任務就是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這種社會也並不比我們所處的社會有更多的偶然性。一些事情，在一些場合下，總是充滿著偶然性，就如擲骰子一樣。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富人與窮人、強者與弱者、勝者與輸傢的角色，很少如我們所想的那樣命中註定。

伊曼努爾•康德

迪克似乎已然明白這點。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很少有小說傢能像他這樣接受偶然性。在寫出《高堡奇人》的數年後，迪克對一個記者解釋道，在給這部小說的情節設置一些關鍵細節時，他並沒有精心設計、深謀遠慮，而是用瞭拋硬幣和《易經》占卜的方法。

譯註：

1.遷移農業、斯維頓耕作方式、刀耕火種：新石器時代殘留的農業經營方式。為原始生荒耕作制。先以石斧，後來用鐵斧砍伐地面上的樹木等枯根朽莖，草木曬幹後用火焚燒。經過火燒的土地變得松軟，不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播種後不再施肥，一般種一年後易地而種。

2. 阿贊德人：主要生活在剛果、中非共和國、南蘇丹等地區。自稱為阿贊德，周邊的其它部落稱他們為贊德（Zande），亦稱尼安-尼安人(Niam-Niam)，屬尼格羅人種。用阿贊德語 ，屬尼日爾 – 科爾多凡語系尼日爾-剛果語族。

3. 社會契約論（又譯《民約論》，或稱政治權利原理）：是法國思想傢讓·雅克·盧梭於1762年寫成的一本書。《社會契約論》中主權在民的思想，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s 萬古雜志（Aeon Magazine）是一份關註思想與文化的新型數字雜志，由Paul Hains與Brigid Hains創立，憑借優秀的編輯與撰稿團隊，提供有價值的深度文章。

本文由《萬古雜志》授權翻譯，非商業轉載請清晰註明譯者、出處，並保留文章在譯言的完整鏈接。

譯言 · 發現、翻譯、分享中文之外的互聯網精華丨 yeey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