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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筆記【中國現代文學史萬字筆記系列】

往期：（第一、二個十年）時間線索+名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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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技法

筆記正文

四十年代文學（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４９年）“第三個十年”

時間線索與重點：

１９３７年７月：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

１９４５年：解放戰爭。

△抗戰文藝運動。

△分區：

（１）淪陷區

（東三省——東北作傢群（蕭紅）、上海“孤島”等——張愛玲、錢鐘書）文學；

（２）國統區文學；（校園詩人（馮至、穆旦）、七月派（艾青、胡風、綠原）、九葉詩派（穆旦））

（３）解放區文學。

一、文學流派

後浪漫主義:

20世紀40年代在上海"孤島"和國統區內出現瞭通俗、先鋒兩棲作傢，這類作傢的創作被稱之為"後浪漫主義小說"，強調瞭他們的文學品位，既有浪漫主義理想，又滲入現代主義精神。代表作傢是徐訏和無名氏。他們的小說具有浪漫主義的手法，抒情的筆調，但又不同於鬱達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說，而是更多神秘荒誕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風蕭蕭》等。

後期浪漫派：

抗戰時期以徐訐、無名氏為代表的後期浪漫派小說。他們的小說具有浪漫的手法，抒情的筆調，但又不同於鬱達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說，而是更多神秘荒誕色彩。代表作有徐訐的《風蕭蕭》。

七月派小說:

胡風主持的《七月》、《希望》等雜志，在抗戰時期國統區進步文藝界很有影響。它團結瞭路翎、丘東平等小說作者，主張在現實主義旗幟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狀態，作品充滿瞭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對於人的心靈的直視力量。這些小說在某種意義上，比七月派詩歌更能體現胡風的理論主張，多數都被編入《七月文叢》，並由胡風親自撰寫序文，故稱之為"七月派小說"。代表作有路翎《財主底兒女們》。

戰國策派:

該派是1940年前後出現的國統區的一個頌揚國民黨統治、宣傳法西斯主義文藝派別，因出版《戰國策》雜志和在《大公報》開辟《戰國》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陳國濟、陳銓、雷海宗等。他們提倡歷史重演說，鼓吹強權政治。在文學上他們力圖使文學恭恭敬敬地為國民黨法西斯政治服務，主張以"恐怖·狂歡·虔恪"為創作的"三道母題"，並把文學納入表現恐怖的特務文學和表現狂歡的色文學的軌道。陳銓的話劇《野玫瑰》把國民黨間諜作為民族英雄歌頌，是其創作標本。

民族主義文學:

是屬於國民黨的一個文學派別，主要成員有潘公展、王平陵、朱應鵬、范爭波、黃震遐等。文藝主張鼓吹要建立"文藝的中心意識"，聲稱"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主要刊物《前鋒周報》、《前鋒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黃震遐的小說《隴海線上》《黃人之血》。"民族主義文學"的中心意識"民族意識"，實質上是封建意識與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階級意識，抹煞階級鬥爭。魯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學"、"殺人放火文學"的實質及醜惡表現。

七月詩派：（2007年浙大真題）

“七月”詩派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因胡風主編的《七月》雜志而得名。主要詩人有艾青、田間和魯藜、綠原、牛漢等。他們以《七月》、《希望》、《泥土》等雜志為主要陣地，強調詩歌中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歷史與個人的融合，以抗戰現實為內容，形式上多為自由詩，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詩為主。他們出版過《七月詩叢》、《七月文叢》等。該派在革命現實主義雄渾的總風格中，又顯示出各詩人充滿個性的特色。胡風的《為祖國而歌》，牛漢的《鄂而多斯草原》，魯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詩派的代表作。

九葉詩派:（中國新詩派）（2013年浙大真題）

是40年代國統區的一個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歌流派。主要成員有辛笛、穆旦、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詩創造》《中國新詩》。又稱為“中國新詩派”。它們強調反映現實與挖掘內心的統一，詩作視野開闊，具有強烈的時代感、歷史感和現實精神。在藝術上，他們吸收瞭西方象征詩派和現代詩派的藝術手法，自覺追求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的結合，註重在詩歌裡營造新穎奇特的意象和境界，旨在使詩成為現實、象征和玄學的融匯，致力於新詩的“現代化”建設。他們承接瞭中國新詩現代主義的傳統，為新詩的發展做出瞭貢獻。

二、文學社團

東北作傢群：（2005年浙大真題）

“東北作傢群”是指“九•一八”事變後，一群從東北流亡到關內的文學青年在左翼文學運動推動下共同自發地開始文學創作的群體。他們的作品開抗戰文學的先河，及時反映瞭處於日寇鐵蹄下的東北人民的悲慘遭遇，表達瞭對侵略者的仇恨、對父老鄉親的懷念以及早日收回國土的強烈願望。他們的作品具有粗獷宏大的風格，寫出瞭東北的民俗風情，顯示瞭濃鬱的地方色彩。“東北作傢群”的主要作傢有蕭軍、蕭紅、舒群、白朗、端木蕻良、李輝英等。代表作有蕭紅的《呼蘭河傳》、《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等。

中國劇作者協會：

1937年上海劇作者協會擴大改組而成，決定由夏衍、張庚、於伶等人集體創作三幕劇《盧溝橋事變》，在《代序》中要求戲劇在全民總動員口號下暴露敵人陰謀，號召落後同胞們覺醒，揭開瞭中國抗戰戲劇的序幕。

抗宣隊：

抗日宣傳隊。

抗宣二隊於1938年8月16日在武漢建立，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是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抗日宣傳工作的統一戰線組織。

二隊成立後從武漢出發，經長沙到南昌，先後到過五個省、二十三個縣、四十七個鎮、近二百個農村進行工作，行程達一萬餘裡。在抗宣二隊工作過的共有六十六人，堅持在東南戰場戰鬥瞭七百三十天，演出瞭三十三個劇目，組建瞭九個青年歌劇團體，培訓瞭四萬多士兵、農民、工人、婦女和兒童，鼓舞瞭廣大軍民的抗戰鬥志。1940年12月，由於國民黨反動勢力不斷推行排共、反共政策，迫使中共黨員和革命青年不得不離開抗宣二隊，並使抗宣二隊在形式上被改編，但實際上被解散。

“文協”：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簡稱，1938年3月成立於武漢，是抗日戰爭期間全國規模最大的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發起人包括全國文藝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主要人物有老舍、郭沫若、茅盾等，理事會推舉老舍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日常工作。“文協”還提出瞭“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對鼓勵作傢深入現實生活和實際鬥爭產生瞭積極的作用。“文協”的會刊《抗戰文藝》是貫通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唯一的文藝刊物，它對推進抗戰文藝運動促進抗戰文藝創作的繁榮，發揮瞭突出的作用。

三、文學樣式

孤島文學: （2004年浙大真題）

指抗戰時期上海租界的文學，存在時間是從1937年11月上海淪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日軍侵入租界止。這時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軍侵占的淪陷區，僅租界內是日軍勢力未到而英法等國控制的地方，故稱"孤島"。文藝工作者利用租界這一特殊環境進行抗日文學活動，稱"孤島文學"。孤島文學最有影響的，一是雜文，孤島作傢唐弢、柯靈、王任叔（巴人）等發表瞭很多緊密聯系現實、愛憎分明的雜文，王任叔和阿英關於雜文曾發生頗有影響的"魯迅風"的爭論，後出版雜文刊物《魯迅風》；二是戲劇活動特別活躍，於伶的《夜上海》《長夜行》等反映淪陷區人民生活和鬥爭的劇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國英雄》等南明史劇，歌頌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產生瞭很大的社會影響。這一時期，進步文藝界開展瞭許多轟轟烈烈文藝運動，對於推動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抗擊敵偽的文化破壞起到瞭重要的作用。

淪陷區文學:

淪陷區文學是抗戰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組成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結束瞭上海孤島文學的時代，納入瞭淪陷區文學的軌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淪陷區文學，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淪陷區文學，統稱為"淪陷區文學"。1941年上海完全淪陷時，最有影響的文學雜志《萬象》，團結瞭一大批在上海的進步作傢，發表瞭大量揭露舊社會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愛國主義理想的作品，如師陀的《無望村的館主》，張愛玲的《傳奇》集，蘇青的《結婚十年》等。在北平淪陷區，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閑適小品，他的《藥堂語錄》《藥味集》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現瞭一個民族變節者進退失據的矛盾心靈。

評書體小說（趙樹理）

是揚棄瞭傳統小說章回體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瞭講究情節連貫性與完整性的特點：二是小說當通俗故事寫，將情節描寫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敘述中，保留口頭性文體的特點，而又比一般傳統小說明快、簡約；三是口語化，在藝術性與通俗性結合上達到很高的境界。

街頭詩：

1938年8月，柯仲平、田間等聯合發表《街頭詩歌運動宣言》，在延安發起街頭批判詩運動，提倡"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詩歌。街頭詩即指抄在村莊墻壁、門樓上或印成傳單散發的通俗政治鼓動詩，也叫墻頭詩或詩傳單。它們多以抗戰為內容，短小精悍、戰鬥性強，對宣傳鼓舞群眾的鬥志發揮瞭很大的作用。田間的街頭詩最為突出，洶湧著詩人從心底流出來的政治熱情，結構上采用"階梯式"分行形式，詩句短而有力，節奏感強，在群眾中廣為流傳，起到鼓舞人民、打擊敵人的戰鬥作用，被聞一多稱為"時代的鼓手"。田間的《義勇軍》等是其優秀之作。《新中華報》中專門刊登瞭“街頭詩選”。街頭詩作者除瞭詩人，還有很多群眾，這使街頭詩運動在更廣的范圍內蓬勃展開。

廣場戲劇：

從大城市走向街頭，村鎮，以至戰地“廣場”，將戲劇“政治宣傳，鼓動，教化”功能推向極致，削弱其商業性與娛樂功能，主題簡單明瞭，通俗易懂，情節集中，演出靈活，最顯特色的是演出形式，有街頭劇，廣場劇，茶館劇，遊行劇，活報劇，諧劇等，最鮮明特色是打破瞭舞臺與觀眾之間的“墻”，使觀眾參與到戲劇中，整個廣場成瞭一個劇場，不僅演員與觀眾之間，連觀眾與觀眾之間也產生瞭心靈感應與情感交流，它的演出，是戲劇政治教化與宣泄功能的統一。

四、文學運動

抗戰文藝運動：

抗戰的爆發給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帶來瞭根本性的變化。全館范圍的抗戰文藝運動充分表明瞭中共現代文學始終與時代社會相輔相成，同步共進的根本特征。抗戰文學的主要特點是：形成瞭全國規模的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救亡成為壓倒一切的文學主題；出現瞭大量充滿熱情，易於宣傳和富有鼓動性的藝術表現形式，如街頭詩，街頭劇，多人合作的大型戲劇和報告文學等；出現瞭眾多的文學中心。

新秧歌運動:

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講話》精神在文藝上顯示的最初成績。文藝工作者改變瞭輕視民間文藝秧歌的態度，與群眾一起，指導改造瞭舊秧歌，使之成為反映階級鬥爭、生產鬥爭新內容，熔戲劇、音樂、舞蹈於一爐的小型廣場歌舞劇。1943年春節秧歌鬧得熱火朝天，湧現瞭一批受群眾歡迎的秧歌劇，如"魯藝"的《兄妹開荒》等。新秧歌運動表現瞭文藝工作者面向群眾、向工農兵普及的實踐。

五、文學會議

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5月由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的一次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主持會議並發表瞭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系統地闡述瞭黨的文藝工作方針等問題，中心內容是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怎樣服務的問題。《講話》對新文學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意義，使解放區、國統區的問題面貌發生瞭巨大深刻的變化，廣大文藝工作者走向社會，向工農兵方向邁進，產生瞭一系列嶄新的作品（如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季《王貴與李香香》）和有創見的論文（如巴人《論人情》）。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作的講話。《講話》提出瞭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即工農兵方向；指出要真正為人民大眾服務，作傢必須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深入人民生活，獲取創作源泉。《講話》還論述瞭文藝與政治的關系，認為文藝從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在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起到瞭統一思想作用；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從理論上解決瞭新文學發展的關鍵問題，對新文學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意義，造成瞭繼五四之後又一次深刻的文學革命。

六、文學論爭

民族形式問題論爭:

抗戰中期國統區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焦點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來源。1939年和1940年，毛澤東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和"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的問題。國統區文藝界在討論中產生兩種對立觀點。一種以向林冰為代表，認為民間形式是民族形式源泉，否定五四新文藝。另一種觀點以葛一虹為代表，他對舊形式全盤否定，全盤肯定新文藝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郭沫若、茅盾、胡風等撰文討論，從形式和內容的辯證關系上論述瞭民族形式的問題：胡風把民族形式和現實主義、大眾化問題聯系起來，見解獨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現實生活，茅盾指出民族形式的建立，既要吸收中外文藝的優秀之處，繼承五四傳統，更要深入民族現實，提煉熔鑄新鮮活潑的素質。這次討論，是"左聯"時期的文藝大眾化討論在新現實之下的繼續和發展，對新文藝向民族化大眾化方向發展起瞭重要作用。

現實主義與主觀戰鬥精神論爭:

發生於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論爭的一方以胡風為主，胡風撰文論述作傢在創作中主觀和客觀的辯證關系，十分強調主觀精神的作用，克服創作中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偏向，爭取現實主義的勝利。胡風的理論是有深度的、見解獨到的。文章發表後，受到一些人責難。論爭延續到40年代後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繩等發表批評文章，胡風寫《論現實主義的路》進行答辯。

文學與抗戰關系的論爭:

1938年12月，梁實秋在他主編的副刊上發表《編者的話》:"與抗戰無關的材料，隻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載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也沒有益處的。"雖不能說他在宣傳文學"與抗戰無關"，但他對抗戰文學的態度，卻不無偏頗之處。羅蓀、宋之的、張天翼等撰文批判。鬱達夫的《關於抗戰八股的問題》既充分肯定文學為抗戰服務，也批評分析瞭八股病的原因。

七、文學作品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是丁玲創作的長篇小說，是現代文學史上反映土改鬥爭題材最有影響的長篇代表作，也是丁玲小說創作的裡程碑。小說以華北地區桑幹河畔一個名叫暖水屯的村莊為背景，著力反映瞭這裡的土改鬥爭從醞釀到發動，幾經波折最終鬥倒地主分瞭田地的完整過程，真實反映瞭當時農村階級關系的復雜性和土改鬥爭的艱巨性。

《暴風驟雨》：

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以東北地區松花江畔一個叫元茂屯的村子為背景，以廣闊的藝術視野真實地展現瞭東北地區土改的全貌，以血淋淋的階級鬥爭，表明瞭土改運動的殘酷、悲壯和偉大。整部作品突出瞭土改鬥爭的尖銳、反復，寫出瞭廣大農民向舊世界發起暴風驟雨般沖擊的堅定信念，寫出瞭浩然激蕩的歷史發展趨勢。

《圍城》：

錢鐘書的長篇小說。小說以方鴻漸為主要代表，概括瞭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國歐化知識分子的特征和命運，作者以幽默而嘲諷的手法，寫瞭一部現代中國的“儒林外史”。方鴻漸是“現代儒林”中“新儒”的典型代表，他在事業、婚戀、傢庭多方面不斷尋求、不斷失落、不斷幻滅。他的命運，不僅蘊涵著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的破產以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出路究竟何在這樣深刻的思想命題，而且還在更為深廣的層次上顯示出作者對現代社會和現代人性的哲理性思考：方鴻漸一生不斷從這一座“圍城”走進另一座“圍城”，他永不安分，永不滿足，因而永遠苦惱。他總想擺脫困境，然而困惑始終伴隨著他，他總想走出“圍城”，然而人生處處是“圍城”。

《升官圖》：

是陳白塵的一部諷刺喜劇，完稿於1945年10月。劇中寫瞭兩個強盜在一個淒風苦雨的夜裡，為瞭躲避追捕，闖入一古老的住宅，在疲憊不堪和無限驚懼中沉入夢境，做瞭一夜升官發財的黃粱美夢。他們的美夢，正是對現實生活的曲折反映，揭露瞭國民黨官僚們巧立名目，魚肉人民的真面目，對國民黨反動組織提出瞭強烈控訴。全劇構思新穎、結構精巧，運用瞭誇張、變形、漫畫的手法刻畫人物，故事情節曲折復雜，戲劇性強。

八、文學人物形象

汪文宣：

巴金著名長篇小說《寒夜》的男主人公，他是當時黑暗社會典型的被損害者、被侮辱者。汪文宣是個典型的“好人”，他處處忍讓，事事委曲求全，但社會並沒有對他有所寬容，他最終在孤獨與悲哀中“吐盡瞭血痰死去”。作品中汪文宣這樣的小人物之死，預示著那個“寒夜”一般黑暗冷酷的社會的必然滅亡。

祁瑞宣：

老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中描寫得最有深度的形象。一位“溫雅自然”的知識分子，“七七”事變的發生使他失去瞭往日的沉靜，傢與國的矛盾使他處於極度的“惶惑”中。他不願留在北平當亡國奴，但作為長孫、當傢人，他覺得自己有義務維系這個“四世同堂”的傢庭，又不能夠離傢出走。他知道傢庭之累使他耽誤瞭報國大事，但又隻能這樣茍且偷生，心裡痛苦萬分。最後，他終於從痛苦的矛盾中掙脫出來，做瞭許多有利於抗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