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力爭”

——打鼓新場風波

孫果達（知乎《史苑踏石》專欄）

1935年3月10日發生的要不要進攻打鼓新場的風波，周恩來認為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但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遵義會議開瞭以後，要繼續前進。這個時候爭論又起來瞭，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瞭爭論。”【《周恩來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頁】一個“又”字，表明紅軍領導層的爭論已非一日，如果不是周恩來的回憶，誰又能想象身經百戰的紅軍怎麼可能突然變得不會打仗瞭呢。

一、建立根據地的爭論

遵義會議後，紅軍領導層對建立根據地的地點出現瞭分歧：是堅持遵義會議的決議，繼續設法北渡長江以建立川西根據地，還是恢復黎平會議的決議，也就是毛澤東的建議，到黔北建立根據地。

2月5日晨3時，朱德在致各軍團的電報中要求“我野戰軍目前方針在集中全力於長寧以南及西南進行渡金沙江偵察”，同時卻指出：“在渡江不可能時，即留川滇邊機動。”【轉引自張傢德：《論四渡赤水戰略目標的區分》，載《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第83頁】這一電報表明當時軍委對建立根據地的具體地點顯然有不同的看法。

2月6日1 時，軍委電告紅一、三軍團：“根據目前敵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難，軍委正在考慮渡江可能問題，如不可能，我野戰軍應即決心留川滇邊境進行戰鬥與創造新蘇區。” 【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頁】這一電報表明當時軍委要求立即渡江的態度已經基本轉變，而選擇在川滇邊境建立根據地。

2月7日晚7時，軍委又向各軍團發出指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紅軍長征·文獻》，第194頁】這一指示又把當天凌晨剛作出的建立根據地地點的決定由川滇邊改為川滇黔邊，還特別強調“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這一資料起碼說明瞭兩個問題：一是當時軍委已就放棄渡江計劃達成瞭共識；二是已經基本決定由黔西向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返回黔北建立根據地，維持黎平會議的決定。

當時正率部在長江南岸尋機渡江的林彪對軍委屢屢變化的計劃大為不滿，他甚至責問軍委：“你們的基本企圖究竟是什麼？”【鈞達：《四渡赤水之戰是體現毛主席戰略思想的光輝范例》，載《人民日報》1975年10月17日】為瞭說服林彪，軍委在六天裡給林彪連發瞭八封電報。

2月9 日，毛澤東在紮西參加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主張。”【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頁】這份資料也表明瞭兩個問題：一是毛澤東堅持己見，重申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根據地。二是軍委基本采納瞭毛澤東的建議，放棄瞭在川滇邊建立根據地的設想。因此，紮西會議是紅軍在放棄北渡長江計劃後的一次重新確定戰略目標的會議。還可以認定，當時毛澤東的意見在軍委中占瞭主導地位，因為暫時不渡長江而在黔北建立根據地一直都是毛澤東的主張。

二、作戰計劃的爭論

解決瞭建立根據地的具體地點後，如何建立根據地又成瞭爭論的焦點。據長征中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的陳伯鈞在1955年春天的一次報告中回憶：“那時戰略指導很困難，因為要建立根據地就必須打仗。我們的老規矩是：打一仗，消滅敵人後，就分兵發動群眾，補充自己，創造戰場，敵人再來就再打。所以，要打兩仗、三仗才能打出個名堂來，才能站住腳，建立起根據地。”【陳伯鈞：《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遵義會議》，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黨史資料》第13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頁】

當時紅軍要在黔北建立根據地面臨著兩股主要敵軍。一股較弱的是王傢烈的黔軍，另一股較強的是中央軍的薛嶽兵團。究竟先打弱敵還是先打強敵，紅軍領導層在這一問題上產生瞭不同意見。

2月10日晚7時半,軍委下令部隊“準備與薛嶽兵團及黔敵為主要作戰目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內部刊物，第35頁】這封電報首次表明當時軍委中首先打擊強敵中央軍的意見占瞭上風。這完全合乎情理，因為薛嶽兵團是敵軍主力，包括吳奇偉縱隊與周渾元縱隊，不僅戰鬥力較強，而且一直緊隨紅軍尾後，如果不首先設法打掉它們，紅軍難保安全，更別說建立根據地。但事情很快有瞭變化。

2月11日20時，軍委發出命令：“我野戰軍為準備與黔敵王傢烈及周渾元部隊作戰”。【《紅軍長征·文獻》，第257頁】軍委突然改變瞭原來的命令，把打擊弱敵放在瞭首位。

幾天後，這一意見進一步得到強化。2月15日20時，朱德發出二渡赤水的行動計劃，特別指出：“我野戰軍以東渡赤水河消滅黔敵王傢烈為主要的作戰目標”。【《紅軍長征·文獻》，第259頁】

上述電報說明軍委經過近一周的討論考慮，全力打擊弱敵，避免與強敵作戰的意見，最終完全占瞭上風。

軍委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如此猶豫和反復，實在和1935年元旦猴場會議的決議有密切關系：“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紅軍長征·文獻》，第194頁】這一規定當時主要是為瞭防止李德和博古在軍事上的專權，卻不料這一民主程序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為後來的軍事決策帶來瞭障礙，因為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畢竟不懂軍事。

三、桐遵戰役的爭論

根據首先打擊黔敵的決定，紅軍在周恩來與朱德的指揮下發起瞭桐遵戰役，並大獲全勝，擊潰、消滅敵人兩個師又八個團。但是，當時對桐遵大捷也有爭論，因為激烈的幾次攻堅戰也使紅軍主力的元氣大傷，直接影響瞭黔北根據地的建立。詳見本專欄的《“劃不來”的桐遵戰役》。

四、打鼓新場的爭論

剛打完桐遵戰役，敵周渾元縱隊近4個師就趕到貴州。為瞭掃清建立黔北根據地的障礙，1935年3月4日18時，軍委致電各部：“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茲於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紅軍長征·文獻》，第280頁】

3月5日23時30分，朱德、毛澤東發佈《前敵司令部關於消滅（周渾元部）肖、謝兩師的部署》：“明六日各兵團須以猛烈動作解決敵肖、謝兩師，以便七日繼續對萬師作戰。”電文最後還命令：“通訊聯絡除用無線電隨時報告戰況外，規定燒火辦法：大勝利燒三堆火，小勝利燒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燒一堆火。”【《紅軍長征·文獻》，第281-282頁】毛澤東顯然也已經隱隱有所不安，因為蔣介石在5日深夜電令周渾元部，六日必須在長幹山附近集中，並構築強固工事，暫取守勢防禦，等待大部隊的結集，以免被毛澤東的運動戰各個擊破。這就是說，當毛澤東估計敵軍六日將繼續前進，因此發佈命令準備伏擊之際，蔣介石也在同時發佈瞭命令，要求周部六日必須固守待命。這樣一來，紅軍的伏擊計劃就未能實現。為瞭引誘敵軍出戰，紅軍一連幾天在長幹山附近徘徊，然而敵軍依然按兵不動，時間顯然對敵軍有利。

9日，蔣介石又令周部前進，抵達魯班場一帶，依然安營紮寨，企圖用穩紮穩打的辦法，既能拖住紅軍，又能保證安全，以等待合圍。

就在大戰將臨之際，紅軍領導層又起爭論。3月10日1時，“一軍團林、聶發電報給軍委，建議我‘野戰軍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幹情況的調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頁】

周恩來回憶說：“大傢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隻毛澤東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瞭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周恩來自述》，第176頁】

毛澤東認為：“打鼓新場四周不僅有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而且還有孫渡的四個旅，如果紅軍對駐守打鼓新場的黔軍實施攻擊，那麼面臨的敵軍將不隻是黔軍，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進攻一開始就將有迅速被敵人圍困的危險。” 【費侃如：《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探源》，《黨史通訊》1984年第5期，第47頁】

對於這次爭論，張培森等人撰文說：“張聞天1943年整風筆記為我們提供瞭一些過去所不知道的情況。筆記說，自他負責中央後開始有一段時間是由他主持‘經常開會討論軍事行動’的，到二占遵義之後，因為看到毛澤東領導戰爭比較有把握，故曾‘提議要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但當毛澤東到前方後，對於毛澤東的指揮在中央領導人中即有一些不同議論，‘經常要求中央開會’，不久在中央一次討論打鼓新場戰役問題的會議上，發生大多數人主張打，而毛澤東堅持不打的激烈爭論，毛澤東‘並以去就前敵總指揮的職務力爭’，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情祝下，有人說‘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結果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做瞭結論，就這樣又一時重新‘取消瞭毛的職務’。”【張培森、程中原、李安葆：《張聞天在長征中的歷史作用》，《中共黨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39-40頁】

還有文章說，當時由於大傢在軍事決策會議上一致主張進攻打鼓新場，最後經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還是通過瞭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認為：“既然如此，我這前敵司令部政委不幹瞭。”凱豐說：“少數服從多數，你這是什麼態度？”張聞天則說：“不幹就不幹吧。”【李鏡：《新寫長征圖文檔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頁】“‘好，我不幹！’毛澤東急乎乎地走瞭。”【葉永烈：《歷史選擇瞭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頁】接下去的會議決定進攻打鼓新場，撤銷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由彭德懷取代毛澤東代理前敵總指揮。

據周恩來回憶，毛澤東當天“半夜裡又提馬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瞭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把大傢說服瞭。”【《周恩來自述》，第176頁】

據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當晚，毛主席又同周恩來、朱德商量，在恩來、朱德支持下，說服大傢，結果還是沒有進攻打鼓新場。”【《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頁】

於是毛澤東又恢復瞭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並與朱德一起指揮瞭隨後發生的魯班場之戰。

打鼓新場風波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合理性。錯誤軍事路線是一種思潮，人們的認識也有個改變的過程，顯然不是靠一次遵義會議和撤換一個李德就能完全解決。劉英回憶說：“在當時，毛主席既沒有後來那樣的絕對權威，大傢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也還沒有完全領會。”【《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第71頁】

孫果達：《史苑踏石》目錄鏈接（22.09.29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