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平均年齡45歲，不少出身東北，定期給傢人寄錢，每人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法國導演納埃爾•馬朗丹以巴黎華人性工作者為主角，拍攝電影《站街女》，描繪瞭一個“女性人物畫像”。他試圖理解，不做批判，更希望通過這些人的遭遇，揭示當今法國社會中各式各樣的統治、操控、主宰和不公。

文 | 胡維妮 編輯 | 汪戈裡

2013 年初，邱嵐接到經紀人一通電話，得知納埃爾•馬朗丹(Naël Marandin)正籌劃拍一部電影，是關於巴黎中國妓女的，女一號還沒找到。她一聽，心想：“妓女… …演妓女，我行麼？” 第一次去試鏡，她穿上紅褲子，特俗氣的那種，想從外形上盡量往人物身上靠。

邱嵐說，“當時我把自己打扮的很……”，她硬是把 “妓女” 兩個字給咽瞭下去。現實生活中，給性工作者祛魅還是好難，這個詞出口前一般人還是要掂量掂量。

經過 6 次面試，她被選為女主角。後來知道故事裡的人物跟自己想的特招搖的那種形象不是一回事。

▲《站街女》海報，邱嵐飾演站街女林愛玉

“她們像是街上的佈景道具”

電影名字叫《La marcheuse》，今年二月初正式首映，這個詞在法語裡有兩層意思，直譯是“走路的人”，但後來又有“站街女”之意。

“你知道站街女這層意思是從哪裡來的麼？” 舞蹈出身的邱嵐是東北長春人，目前在法國定居已有十五年瞭，在巴黎三區一傢咖啡館裡，她坐在我面前，沒等我開口回答，便滔滔不絕接著說，“過去，舞臺上的活佈景和活道具，統稱為marcheuse，她們毫不招搖，隻求無聲無息地存在，所以法國人給中國妓女起瞭這個稱號。她們走來走去，像是街上的活佈景活道具，有些群眾演員的感覺。”

巴黎東北角上有片街區叫 “美麗城”（Belleville），居住人口的族裔背景和社會階層多樣，是當地有名的混居區。這裡有一小片是華人聚集地，被稱為法國版的 “法拉盛”。

從 “美麗城” 地鐵出來，一眼看到 “幸福樓” 大酒店的中字標牌，邊上有個叫 “中國紅” 的超市，進出的人特別多，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附近的維萊特大街（rue de la Villette）邊，總會有幾個亞洲面孔的女性零星站在那兒，她們年齡約在四十到六十歲之間，長發，略施粉黛，扮相特樸素。每天這裡人來人往，熙攘熱鬧，“活佈景活道具”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毫無違和感。

▲導演給飾演站街女的群眾演員講戲

▲丹尼爾和林

《站街女》的主人公林愛玉是 “她們” 中的一員，她在法國沒有合法居留，是個 “黑戶”，和十幾歲的女兒櫻桃寄宿在一個富有的巴黎人傢，這傢主人是個癱瘓的老頭，林照顧他吃喝拉撒，以抵換房租。平時她在 “美麗城” 攬客，補貼日常開支，並寄錢給東北的傢人。一天，一個欠債累累的小混混——鄰居丹尼爾（Daniel Alves）被人追打，闖入她傢，林的生活發生轉折。

女：你要跟我結婚。

男：你神經病，想都別想。

女：你想要我的錢，就得跟我結婚。

男：你再說，我會親自調教你女兒，帶她長些生活經驗。

女：你敢這麼做，我殺瞭你。

現實生活中，很多站街女為瞭解決居留身份問題，會選擇和當地人假結婚。拍這場戲的時候，邱嵐還記得自己全身都在顫抖，心裡想，“我是個母親”，她和自己演的角色林，兩人都是。

導演納埃爾不斷跟她說戲，希望她理解強者和弱者的辯證關系，能夠表現出日常生活中人與人如何博弈。他常說：“有些人看上去是弱者，但是他／她可能比你想得要強很多。”

▲邱嵐與導演納埃爾

1981 年在巴黎出生的納埃爾，畢業於巴黎高等政治學院，這是法國最精英的學府之一。19 歲那年他通過學校交流項目，去中國待瞭兩年。

回到巴黎，他找瞭份普通工作，後來辭職，拍瞭兩部短片，中間在 “荷花車” （Lotus Bus）做瞭近七年的志願服務。“荷花車” 是非政府組織——“無國界醫生”下屬的一個機構，主要任務便是救助在巴黎謀生的中國性工作者，給她們免費發放避孕套並幫她們預防艾滋病感染。

“不管是站街女，還是警察，我都用友善的眼光打量他們，試圖去理解，而不是做評判。”他強調這些都是從“荷花車”那裡學到的。

他熟知 “美麗城” 站街女這一群體，可以說這部電影用紀錄片的素材講瞭一個虛構的故事。時間、地點、人物、人物關系和故事背景都是活生生的現實，隻不過在電影裡，這些元素被重新排列組合罷瞭。

當事人看瞭電影，跟納埃爾開玩笑說，當時拍警察那出戲，嚇跑客人，害她們賺不到錢。玩笑之餘，她們不忘對他說，自己的生活狀態和片子裡講述的特別像，給導演莫大的肯定。

▲電影中的林和女兒

但她們爭論最多的還是林的女兒櫻桃。她們覺得孩子這麼小，便接到法國，這個做母親的，太不負責任瞭。她們擔心，影片播出後，觀眾會不會覺得她們都是些不負責任的母親呢。

看完電影，她們的落腳點卻是這個 “母親” 的身份，並以此提出質疑，有些讓人意外，但不難理解。站街女隻是她們人生中一個暫時的身份，她們首先是女人和母親，但在別人眼中，性工作者這個極具爭議的標簽有時太過顯眼。

“中國人不是為自己活”

“平時沒事，我就到‘美麗城’，坐在一個角落去觀察。她們站在商場門口，有時還會跑到鏡子前照一下。你想，有些都是 50 歲的人瞭，之前或因夫妻不和跑瞭出來。在國內，她們可能頂多去跳跳廣場舞吧，但在這裡她們掙錢養傢能為別人幹點事，算是實現瞭自己的價值。”邱嵐說。

確實，她們中大多數生活獨立、財務自由，並非受制於老鴇，每人都有自己不為人知的驕傲和成就感。之前我跟一名五十左右的站街女聊天，聽她說外甥喝的奶粉都是她一罐罐從法國寄回傢的，特自豪。

可 “實現價值” 是個大詞，太過正能量，我不確定當事人是否會有所認同，畢竟她們平時還要冒著被無良客人毆打的風險，謀生之餘疲於奔命。

據 “荷花車” 2014 年報告統計，他們在這一年接觸到1424名站街女，平均年齡 45 歲。其中 55 %的人經受暴力毆打，38 %的人曾被強暴。近五年，巴黎發生過至少兩起中國妓女被殺案件。幹這行，她們大多數是因為無路可走，並非出於自願。

邱嵐的“價值”論，說的是她們，也有點鼓勵自己的意思。年近不惑之年，因為哥哥去世，她很長時間從陰影中走不出來，想換種活法，決定從舞者轉行去做演員。從2008年起，她在法國最好的私立戲劇課堂CoursFlorent進修，已經不是二十來歲的小姑娘瞭，她還在冒險去追尋一些什麼東西。在人生的某一階段，邱嵐和自己扮演的角色林似乎都做出瞭令常人難以理解的決定。

此外，她倆都是東北人。

上世紀 90 年代，東北老工業基地經歷國企改革鎮痛，不少人下崗。

1991 年到 93 年，邱嵐在北京舞蹈學院讀書，她說：“那時大傢突然都下崗瞭，一個月隻有 150 塊錢，我也幫不上忙。快過年瞭，我記得東北打砸搶特別多。有一個人為瞭搶一個錢包，把人殺瞭，其實錢包裡也隻有百十來塊錢，這可是個從來沒有殺過人的人。東北亂成一片瞭。當時記得過年前，大傢說不要出門。當時太狂瞭，害怕死瞭。因為負擔不起，很多人都自殺瞭。”

邱嵐哥哥當時在長春木材廠上班，下崗後，天天喝酒釣魚，無所事事。“當時我嫂子在賓館還有一份工作，我哥哥覺得自己太無能。一個男人養不瞭傢，要靠一個女人，他就更感覺羞愧瞭，反而老對我嫂子發脾氣，感覺整個傢就要崩潰瞭。”隔瞭這麼年，提起往事，她還是特別感慨。

二十年前這裡發生的變動，在地球另一端以一種看似不相幹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應該也是蝴蝶效應的一種吧。90 年代末，在巴黎出現瞭第一批中國性工作者，她們多數來自中國東北。

為瞭塑造人物，邱嵐跟一些站街女聊天，其中一個之前在國內做生意，有一次價值幾十萬的貨在國際列車上被偷，丈夫酗酒，她便出來闖闖看。開始在當地華人傢庭做保姆，因主人們太過苛刻，她受不瞭這種剝削，後來跑到 “美麗城” 站街。

在 “荷花車” 上，她還遇到一個女的，45 歲，人特別漂亮，大高個，頭發擋著臉，是東北農村來的，傢裡也都是農民，老公酗酒老打她，她後來跑瞭出來，在巴黎站街，供自己的兒子在北京上大學。兒子畢業瞭想在北京買房，她尋思著得把首期付瞭吧，等到首期搞定，她就不幹瞭。她曾遇到一個在機場工作的法國人，他想跟她結婚，但她說：“我不能結婚，因為結婚他也不能給我錢。我沒有錢，他會看不起我的。”

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

“中國人不是為自己活。” 可能是因為常年在中法兩種文化間遊走，邱嵐時不時拿兩個國傢做比較。

“在法國，你知道大傢問我最多的問題是什麼？他們老問我，你叫邱嵐，還是嵐邱？我說，我叫邱嵐。他們問說為什麼姓在前？我說中國人永遠是祖宗姓氏最重要的，而‘你’不是很重要。法國人，永遠是我我我我我我。中國是什麼？永遠是掙錢為我兒女攢攢攢攢攢。” 她說。

華人妓女現象考問法國社會

2 月 3 日電影正式上映，當天法國國會下議院——國民議會對 “反對賣淫” 法案進行最後一次審議。歷時兩年半，這個極具爭議的法案於 4 月 6 日終被通過。

在法國，賣淫不違法，但攬客和協助賣淫的行為則被法律禁止，比如此前有中國留學生收錢替站街女在網上發佈小廣告，被警方發現後罰得不輕。新法廢除街頭攬客這條輕罪規定，從法律上認定妓女的受害者身份，制定一系列救助措施，促使她們離開這一行，融入社會。

但 “反對賣淫” 新法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裡面新加瞭懲罰嫖客這一條，嫖娼者被警察發現，面臨 1500到 3750 歐的罰款。有人說，政府本是救助 “好意”，但站街女卻不 “領情”，但要知道，懲罰嫖客法案通過後，性工作者的生意會更難做，處境更加艱難。她們上街抗議瞭好幾次，要求政府撤消這一法案，還打出 “身體屬於自己” 等標語，特別醒目。

▲去年3月底，法國性工作者在巴黎舉行遊行示威活動，反對懲罰嫖客法案，在遊行人群中，發現華人性工作者。照片版權：法國性工作者工會strass

每次參加遊行的隊伍裡，總會有個中國小方陣，這便是華人站街女 2014 年自行組織起來的 “鏗鏘玫瑰” 協會。據法國雜志Les Inrockuptibles的網站報道，4 月 6 日的遊行中，他們采訪瞭協會有個叫越越（音譯）的性工作者，她篤定新法肯定會影響她們工作，告訴記者說：“我的客人肯定會遵循法律規定，不再來找我瞭，到時我還得自己跑到其它特偏僻的地方去。”

▲法國《解放報》對鏗鏘玫瑰的報道

她們在異國土地上，學會瞭遊行示威，以法國人的方式維權並表達自己的想法，我在想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她們融入法國主流社會的一種方式吧。納埃爾說：“你移居到另一個國傢，肯定會有所改變。她們爭取該有的權利，暢所欲言。我覺得對她們來說，有這種經歷，也是一件特別美好的事。”

一般提到妓女，我們會用社會邊緣人群去形容她們。納埃爾有不同的理解，他說：“這些女人之所以選擇（賣淫）工作，因為法國社會給她們留有很少餘地，她們機會很少。我們常說妓女、外國人、非法移民和窮人是社會邊緣人。但這不準確，他們是社會中人，但社會地位特別低，是被壓迫被剝削的群體。”

不管是在中國還是法國，當我們把某一人群定義為邊緣群體時，其實在大多時候，是忽略瞭更嚴重的社會現實。

電影裡，女主角林愛玉通過她照顧的法國老人和法國警察，和當地社會緊密相連，隻不過她總是永遠被操縱、被主宰的那一方。

▲影片中林照顧癱瘓老人

電影裡有個鏡頭讓人難忘。一天，老人的兒子突然回傢探訪父親，他在廚房看到煙頭，轉身問林說招你的時候，明明說自己不抽煙的。林小心翼翼，回答說這次抽煙實屬偶然。兒子說，你這樣，很難讓人再信任你瞭。林窘迫，保證沒有下一次瞭。兒子走之前，給林一疊小費，放在桌上。

兒子講話平靜，沒有任何表情和不得體之處，但類似場景我們太熟悉瞭，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好像每個人都曾經歷過這一幕。

邱嵐說這是一種“無聲的暴力”。納埃爾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極不平等且極不公平的世界裡，人與人之間的博弈激烈，控制主導的屬性越來越強大，我希望通過電影把這些層面的東西表現出來。”

“與其說這部電影是講中國妓女的，還不如說它更關註的是法國社會。”他說。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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