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整理 | NO.4社交媒體專題

孙松林 2024-09-28 03:44 13次浏览 0 条评论 taohigo.com

食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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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傳播介質的遷徙改變瞭信息生產的物理形態,那麼社交遷徙則重塑瞭信息傳播的關系生態,使人類社會呈現為網絡拓撲結構並重回部落化時代。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進步,社交媒體全面而深入的滲透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並深刻影響著社會關系、經濟生產乃至政治與文化變革。社交媒體的發展改變瞭傳統媒體主導下的媒介信息環境,也為輿論生態帶來不可避免的挑戰。

Datareportal發佈瞭“數字2022:全球數字報告”顯示:截止2022年1月,全球有46.2億社交媒體用戶,相當於世界總人口的58.4%。過去12個月,用戶增長瞭10%以上,由此可見社交媒體的風靡與未來發展趨勢。

真題鏈接

考點筆記

1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由“social media”翻譯而來,也有人譯為“社會化媒體”。關於social media,普遍認為最早源自美國學者安東尼 ·梅菲爾德在2007年出版的名為What is social media(《什麼是社會化媒體》)的電子書。

他認為社會化媒體是一系列在線媒體的總稱,這些媒體具有參與、公開、交流、 對話、社區化、連通性的特點,賦予每個人創造並傳播內容的能力。

社交媒體是互聯網上基於用戶關系的內容生產與交換平臺。是人們彼此之間用來分享意見、見解、經驗和觀點的工具和平臺,現階段主要包括社交網站、微博、微信、博客、論壇、博客等等。人數眾多和自發傳播是構成社交媒體的兩大要素。

社交媒體是建立在互聯網技術, 特別是web2.0的基礎之上的互動社區, 它最大的特點是賦予每個人創造並傳播內容的能力。它是用來進行社會互動的媒體, 是一種通過無處不在的交流工具進行社會交往的方式。

2自媒體

2003年7月,美國人謝因波曼與克裡斯·威理斯明確提出瞭“We Media” 這一概念,中文翻譯過來為“自媒體”,並對其進行瞭非常嚴謹的定義。至此,“自媒體”這一概念才真正地進入大眾的視野。

自媒體,“We Media”,是指普通大眾通過網絡等途徑向外發佈他們本身的事實和新聞的傳播方式。是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傳播者,以現代化、電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數或者特定的單個人傳遞規范性及非規范性信息的新媒體的總稱。

自媒體的主體不是政府、組織,更多強調的是個體,它的載體是數字科技,例如 微博、微信、網絡論壇、今日頭條等,本質上是一種平臺,主體的行為方式,是提供、分享信息,對社會事實的看法,盡管有些事實的捏造的。簡而言之,自媒體是公眾利用新型網絡平臺,對社會現象進行傳播、評議、分享看法的途徑。

3平臺型媒體

2014年,美國社交媒體網站Sulia CEO喬納森·格裡克,在科技投資新聞資訊網ReCode上發表《平臺型媒體的崛起》一文,首次提出平臺媒體這一概念, 描述代表未來融合趨勢的媒體形式,指的是“平臺(Platform)”和“媒體(Publisher)”的交集部分,是互聯網科技平臺和媒體的雙向融合過程。

平臺型媒體是在向用戶開放的平臺基礎上,把恰當的算法技術與專業的編輯運作結合起來的傳媒形態 ,因此平臺型媒體本質上融合瞭科技平臺的開放特質和媒體出版領域的把關屬性。

喻國明老師將“平臺型媒體”(Platisher)定義為既是一個平臺,同時也是一個有“把關人”的媒體。這不是一個純粹的自媒體平臺。除瞭必須符合法律法規之外,你還必須符合平臺的標準, 取得準入資格。並且,平臺會致力於平衡和多元健康的規則設定,從本質上來說,“平臺型媒體”的本質是一個開放性和社會性的服務平臺。

4社交媒體時代的傳媒業

  • 社交媒體對新聞傳播的影響

1.新聞被產品、內容、數據、社交關系所替代

新的媒體環境下,繽紛復雜的內容、數據、知識、社交關系等替代瞭嚴肅的新聞報道,原本具有價值導向和意識形態屬性的“新聞”讓位於平臺生產鏈條中的內容產品,為內容產品贏得市場份額和用戶註意力,內容的情感化、情緒化、碎片化的傾向愈發嚴重;私人議題、輿情爆發沖擊公共議程;信息分散沖擊共同體價值;註意力經濟下的俗文化、亞文化形成對公共文化、精英文化的“劣幣驅逐良幣”;越來越普遍的連接卻沒有形成共同體價值的凝聚。

2.作為信息產消者的用戶代替受眾概念

社交媒體時代海量的內容、信息、知識培養瞭更加註重多元文化需求、註重情感滿足的“用戶”,用戶不再是傳播末端的“受眾”需要依賴反饋程序完成“逆向” 的信息傳播,而是依托自媒體平臺成為生產內容、展示信息的“前臺表演者”。

“用戶”的消費屬性使得內容的生產更註重柔性軟性的新聞信息、追求利益導向的“註意力經濟” 、追求流量與留量凝結的用戶黏性等,在這樣的需求環境下, 嚴肅的公共議程被情感化的私話題所消解、公共對話的參與被“信息繭房” 、 群體極化所消解,不僅影響瞭公眾生活的質量也增加瞭政府的治理成本。

3.技術平臺生產者正在沖擊“新聞記者”角色

編發、轉載、策展新聞、公民新聞的出現,讓新聞媒體生產不斷向平臺遷移,使得新聞技能不斷去專業化,發佈渠道實現“去中心化”,草根記者、業餘新聞工 作者為新聞傳播的“新行動者”,比如商業自媒體作者、政務微信編輯團隊、視頻平臺投稿用戶、大學新聞專業學生等,這些群體的內容生產不斷影響輿論氣候, 新聞記者隻能在紛繁的輿論意見市場中重新探尋著專業的意義與價值。

4.社交媒體時代平臺內容生產的“專業主義”邏輯

傳統的新聞生產依靠的是記者的一線采訪、報道,編輯的把關、修校等一套采、寫、編、發的嚴格內容生產、把關流程。而社交媒體時代的新聞生產被平臺的社會化生產、智能化生產所“分流” 。

社會化平臺生產的內容不是嚴肅的新聞,更多的是情感、娛樂和興趣,私人化觀點、煽動性言論成為這一生產的邏輯所在,人工智能算法的數據預測、內容分發、算法推送,在產生大量模板新聞、智能新聞的同時,也因個性化的算法推薦而沖擊著傳統的媒介倫理,越來越多涉黃、暴力新聞被分發到用戶“掌中” 。

  • 社交媒體對新聞生產的影響

1.占據信息消費入口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 新聞信息的入口由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向互聯網新興媒體轉移,在互聯網系統內部, 信息由門戶網站、搜索引擎向具有強大“吸粉”效應的社會化媒體轉移。人們對互聯網的需求聚焦內容、社交和服務三個領域。其中, 社會交往是人們需求的基礎, 也是各種互聯網產品的基石。因此,作為互聯網主要社交入口的社會化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新聞流轉和信息消費的流向,成為新聞信息消費的重要入口。

2.拓寬內容分發渠道

新聞信息沿著互聯網人際關系鏈條無限延伸,用戶通過發帖、點贊、評論、轉發的形式左右著信息的流通,甚至直接參與新聞生產。當前互聯網信息分發市場大體劃分為媒體型、算法型、關系型三類,其中,關系型以社交為基礎、以關系為渠道、以分享為手段,囊括瞭傳統媒體、新媒體及社會生活和交往中產生的日常化、碎片化的信息,成為當下信息資源調度和多維分發系統的核心。

3.再造新聞生產型構

社交媒體呈現出典型的“微傳播”“分佈式”和“自組織”特征, 各種社會組織和個體深度參與到新聞信息生產過程中, 建構瞭一個復雜多元、分工協作、相互激發的信息生產體系。在時間形態上,社交媒體時代的事實發展與信息播報基本實現瞭同步, 利於信息受眾實時接受動態的新聞事實。在事實型構上, 社交媒體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手段, 不僅可以給人們呈現單個新聞事件, 更提供瞭事實的前後勾連和發展依據, 構建瞭一個普遍聯系的新聞事實語義場。

4.革新媒介生產“語態”

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生產和傳播與人們的社會交往、生活消費乃至場景轉換聯系在一起,傳媒機構積極打造基於社交場景理念的新聞信息服務,實現信息傳播的“語態”變革和重構。其中,社交媒體特有的去中心、反傳統、輕薄化、標簽化的思維方式和敘事特征發揮瞭強大的溢出效應, 對整個社會的話語風格以及傳統媒體的敘事策略產生瞭顯著影響。

  • 社交媒體對職業新聞人的影響

1.職業權力:主導權與編輯權的喪失

新媒體和社交媒體的革命,核心是對權力權力關系的破壞和重構,卡斯特認為,技術進步本質上是“權力關系”的形成過程。從整體上講,新聞的公共性開始讓位於商業性,從而導致新聞人權力喪失,如新聞編輯部的公司化管理、記者和編輯不但要對新聞的生產負責,還要對銷售負責,新聞人服務的不再是公眾而是流量。

編輯權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專制”走向“分享”,把關人權力讓渡給瞭受眾,與此同時,記者的編輯權逐步讓渡於技術和算法,大數據和算法的制定與控制成為技術人員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人。

2.職業地位:社會認同與上升通道的缺失

新聞人的主體地位不斷被消解,在主體泛化的社交媒體背景下,新聞媒體的公信力下降,新聞人的社會認同也受到影響。同時,傳統媒體整合轉型的結果是要求橫向的技術化、而非縱向的專業化,進一步導致專業積累下的職業躍升缺失。

3.角色認同:“專業主義”與“倡導公正”

中國新聞從業者在建構自身的職業話語時受到四種因素的作用:“黨的宣傳工作要求,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中國文人的歷史使命感和市場經濟的誘惑與支配”,因此,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角色認知可劃分為“宣傳引導”角色、“專業主義”角色和“倡導公正”角色。

當傳統媒體行業面臨著社交媒體的顛覆式沖擊時,新聞人往往職業困境歸因於心媒體轉型引發的種種壓力,在角色認知上不斷呼籲對“專業主義”角色的回歸,並強調和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同時,受社交媒體的正面影響,部分新媒體使用程度較高的新聞人在角色認知上也開始更加認同強調參與和行動的“倡導公正角色”。

  • 傳統媒體的社交化轉變

在傳媒業的原有邊界不斷消失、各種新力量“入侵”並在改寫著傳媒業版圖的今 ,傳統媒體通過轉型求新生的緊迫性進一步加強,傳統媒體在轉型方面的探索 也更為廣泛,從“兩微一端”到各大短視頻平臺,其社交化趨勢也越發顯著。

1.社交化傳播:讓用戶成為渠道

社交化傳播的目標是利用社交平臺來擴張內容的影響力,其本質是讓用戶被激活為傳播渠道,要實現這一點,需要為內容和用戶註入社交動力。

這包括:

①內容傳播的社交動力,內容除瞭要滿足用戶的知曉願望外,還要能幫助用戶在社交圈中刷“存在感”,提升用戶的社交形象,活躍社交熱度;

②用戶參與的社交動力,媒體設計的參與方式應能喚起用戶的感同身受,易於“傳染”,參與方式便捷,可以實現一鍵式社交分享。

2.社交化生產:讓用戶成為新生產力

對社交平臺的更深層利用,是將用戶作為新生產力嵌入到媒體的生產系統中。用戶自發生產的內容中存在大量可為媒體使用的資源,對於這些資源的挖掘與利用,可以提升媒體的內容生產能力。用戶的行為、情緒、態度等數據,都是媒體報道的重要資源,也可以幫助媒體更好地理解社交化傳播的動力作為生產力的用戶。同時作為內容產品的優化者,還可以參與內容產品的謀劃、篩選、測試等。

3.社交化運營:用戶沉淀為持久資源

社交化促進瞭內容的傳播,同時還會激發出社交媒體的用戶資源,這些資源的維系與應用,需要更持續的社交化運營來實現。社交化運營的目標是,發掘對媒體具有長遠價值的用戶及其資源並進行持續的維護,以此來拓展媒體的內容品牌影響力,開發可能的營利模式。其中,社群這樣的集群性用戶資源開發,將是未來的一個重點方向。

  • 傳統媒體在社交媒體時代的發展策略

1.創新新聞產品:轉變敘事結構

當下單一的新聞產品已無法滿足受眾的多樣化需求。在這個突破邊界、重組要素的時代,新聞作品的媒體融合是一種對傳統敘事、表達、呈現、傳播的突破。面對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網絡原住民,與無聊、教條的新聞相比,他們更熱衷於輕松有趣的內容敘述,這就要求主流媒體重新構建表達方式。如央視推出的“主播說聯播”,借用短視頻模式進行新聞評述,不僅內容短平快,還運用各種流行語,從而打破電視主播“高冷”的刻板印象,展現人情化敘事風格。

2.融入社交渠道:培養用戶粘性

一味入駐各大平臺和容易使得新聞的生產與運營思維並不能適應新的平臺,出現 嚴重的“水土不服”,內容與形式缺乏吸引力而被受眾所拋棄。傳統媒體發展新媒體不是僅僅把內容鏈接到各大社交平臺上,還要做到融入進去,對網路群體進行的“量身訂制”,如在 Z 世代聚集的 B站裡,《撒貝寧花式被懟合輯》《朱廣權 的段子真香》等短視頻廣受網友的喜愛。

同時為瞭保證受眾的穩定性,積極的互動是新聞媒體培養用戶黏性的重要途徑,如《康輝的 Vlog》系列視頻內容就是在和用戶的不斷來往互動中吸引力大批忠 實“觀眾”。

3.堅守專業主義:提供優質精品內容

當下是一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各大社交媒體上眾聲喧嘩,受眾對於精品優質信息的需求並未得到滿足。傳統媒體應該從社交媒體上的內容供給側改革入手, 以接地氣、親民化的“低姿態”傳播新聞,使新聞與年輕人的口味相符。

順應新媒體平臺的生存法則,是以用戶為本的體現,是為瞭更好地引導青年受眾, 娛樂輕松形式的外衣下是責任的堅守,要做到堅持引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 “內核”不變,健康向上的文化品格不變,堅持社會效益第一的態度不變。

5社交媒體時代的社會生活

  • 社交媒體下的輿論生態

1.信息環境:情緒大於事實

社交媒體時代,輿論在社交平臺上的傳播突破瞭傳統的線性傳播方式。即時性、碎片化的社交平臺表達機制導致用戶在使用的過程中缺乏理性思考的時間,而更偏向於沖動和情緒輸出,充滿隨意性和情緒性。

社交媒體平臺的發展加速瞭後真相的到來,在新聞界,“新聞反轉”與“輿情反轉”成為後真相在新聞業和輿論場的一個基本癥候。在社交平臺化發展所營造的情緒化敘事主導的輿論環境中,輿論表現出非理性病癥以及事實到情感的范式轉換,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情緒和信念勝於事實”。

2.專業媒體:輿論環境真相難尋

新媒體環境下的技術提升充分瓦解瞭專業媒體在事實報道中的獨傢話語權。社交媒體時代,人成為社交網絡中最重要的節點,承載和連接著各種社會資源。原本有專業媒體壟斷性生產時的新聞生產周期已經不能滿足社交媒體時代信息傳播和事實核查的及時性需求。

傳統媒體事實核查的滯後性、網絡的匿名性和平臺的“把關人”缺失,使得輿論環境呈現出的內容真假摻雜,受眾與專業媒體之間信任出現斷裂。媒體傳播機制中謊言淹沒事實,缺少理性交流互動,致使輿論生態環境魚龍混雜,重點信息意見分散難以達成共識。

3.群眾:群體極化與標簽化

社交媒體時代,社交平臺成為公共事件發酵過程中的主要信源和輿論高地,以社群為單位的群體成為網絡中的中堅力量,社群的發展將情感為依托的聯系變得更加緊密,人們不斷強化群體共有的信念觀點,同時對異質觀點產生排斥,難以打破圈層間的隔閡,最終導致群體意見極端化。

此外,當涉及敏感符號和情境標簽時,社會情緒極易借助互聯網平臺進行放大、聚焦和變異,演化為極端群體性事件。這類“標簽式”的群體事件,公眾的關註焦點不在於事件的真假,而在於身份的歸屬和道德對錯,情感成為瞭一種道德能量和社會資源。輿論的探討和形成過程中已然忽視瞭對客觀真相的追尋,導致大量新聞反轉和輿論反轉事件的發生。

社交媒體下的謠言與治理

  • 社交媒體時代謠言的表現形式:

1.技術賦權與多元的內容生產主體

技術的賦權降低瞭信息發佈的準入門檻,使信息生產的主體更加多元化。大量新媒體平臺和賬號的野蠻生長,加之社交媒體的普通用戶參與信息生產,以及點贊、轉發、評論等低門檻操作擴散信息的方式,都使得未經核實的謠言進入傳播渠道。

2.傳播者打破商業利益與公共利益平衡

從傳播主體層面來說,轉型中的媒體不斷在探索全新的商業模式,這也給傳播主體帶來瞭更多的焦慮和緊迫感。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網絡新媒體對轉發量和瀏覽量等數據的考核和追求,無形中削弱瞭傳播主體的榮譽感和成就感,誘使他們主動或被動地放棄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與堅持,在信息傳播更容易博取受眾眼球,造成不實信息的傳播。

3.傳播形式豐富與隱蔽的傳播通道

從傳播形式上來說,許多謠言以圖片、語音或視頻形態存在,如截圖、微信聊天記錄等,不易被平臺監測。及其基於網絡人際關系的閉合與半閉合的傳播鏈條,使網絡謠言的傳播通道更加隱蔽,且端口分散擴散迅猛。

4.逆火效應加劇信任危機

逆火效應指當個體遇上與自身信念抵觸的觀點或證據時,除非它們足以完全摧毀原來的信念,否則人們會忽略或反駁它們,原信念反而更加強化。“逆火效應”從心理機制層面進一步強化瞭主觀的意願性,面對謠言的傳播內容,“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面對官方辟謠的傳播行為,隻做選擇性接觸、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一旦某個謠言成真,便將其泛化為所有同類謠言的真實性,最終導致“越辟謠越信謠”的矛盾情況頻發。

  • 社交媒體時代的謠言治理:

1.權威機構:及時公佈真相

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後,公眾最需要的是真實信息,搶占信息的第一落點,讓真相跑贏謠言非常關鍵。為此必須做到信息的公開透明,這是消除謠言的有效手段。在突發公共事件處理過程中,需加強輿情跟蹤研判,及時通過政務新媒體、專業機構媒體、新聞發佈會等多種形式全面準確地回應公眾關切的要點和疑點,及時傳播權威聲音,使謠言沒有傳播的空間。

2.社交平臺:完善辟謠機制

構建用戶行為規范體系,完善辟謠機制。當前, 我國主要的社交媒體平臺大多設計瞭較為完善的謠言舉報與懲罰體系, 社交平臺的辟謠機制正趨於常態化。

例如, 《微信公眾平臺運營規范》明確規定謠言類內容“屬嚴重違規……任何微信公眾帳號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實施”, 一旦發現采取功能封禁、封號註銷等處理手段。微信公眾平臺的辟謠中心與28傢媒體合作, 通過用戶舉報收集疑似謠言, 舉報數達到某個值將會觸動人工處理, 將疑似謠言推送給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 確認為謠言後會在原文中加入鑒定結果和科普文章。

3.公眾參與:積極參與辟謠

公眾是謠言的受害者,不少機構在開展證偽和糾正活動時,主動吸引公眾參與證偽和糾正的過程。例如,美國衛生部在網站主頁上,邀請民眾通過郵箱舉報任何錯誤的、虛假的或者未被證實的疫情信息,這些信息將會在“謠言控制”中顯示。將公眾納入辟謠過程中,能夠有效壯大辟謠力量與范圍。

4.法律法規:依法治理謠言

推動網絡謠言治理的法治化進程,是推動網絡空間健康發展,建設清朗網絡空間的必由之路。目前發佈的與謠言治理相關的政策法規包括《網絡安全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等。同時,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需要加強對這方面法律知識的宣傳,使網民自覺守住法律底線,約束個人行為,不信謠、不傳謠,這是阻斷網絡謠言的最好辦法。

  • 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

1.自我呈現:從表演到策展

戈夫曼在擬劇理論中提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管理,聚焦面對面的身體呈現。社交媒體的出現並為顛覆植根於人性的印象管理需求,但卻改變瞭自我呈現的技術資源,由此,伯尼·霍根認為,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已經從一種舞臺表演變成一種自我的“展覽廳”,人們則成為自己社交主頁的“策展人”。用戶可以通過網名、頭像、照片等資源來完成自我展演,同時需要對其電子內容進行長期、反復的管理。

2.自我消除:從“策展人”到“剪輯師”

從用戶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實踐來看,除瞭發佈、管理內容之外,消除本身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呈現策略。在這個過程中,用戶從“策展人”的身份發展到“剪輯師”的概念,個體在社交媒體上的身份表達可以被視為制作一部自我生命歷程的電影,通過組合性的使用自我呈現與消除策略,進行重新編輯,在生命的關鍵節點上,從公共、人際、自我等層面,完成一種自我更替,保證這部電影可以完美的隨時被他人回放。

3.觀眾隔離與觀眾想象

戈夫曼在擬劇理論中提及的一個關鍵概念:觀眾隔離,即我們在面對一個或一群人進行自我呈現時, 並不希望另一個或一群人毫無預兆的闖入。這些不速之客可能會打破我們既定的表演劇本, 讓我們手慌腳亂。

觀眾隔離的兩個前提為:觀眾是可識別的;觀眾是可被隔離的。在社交媒體中,我們面對的觀眾不再清晰可辨,而是一種想象的觀眾,而想象往往會因為自己的認知局限和偏差而遭受挫敗。同時,在社交媒體中進行觀眾隔離的時間精力成本較大,把關行為往往會降格為最小公約數原則,用戶會在難以進行觀眾隔離的社交平臺選擇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內容進行展示。

4.物的展示與品味表演

在生活中, 我們往往需要通過展示自身擁有的“物品”來呈現自己的職業、身份、價值觀——統言之, 即“品味”。通過這種品味表演, 我們鞏固瞭同自身所處的圈子之間的紐帶關系, 同時也與其他群體“劃清界線”。互聯網的發展催生瞭一種新型品味表演形式——文本表演 , 即人們可以通過標記聽過的音樂、讀過的書目來向他人展示品味。這種便捷的方式不僅成本低, 而且也為人們操縱自己的品味提供瞭更多空間。

在進行品味表演時,用戶通常會將自我身份興趣化,以此塑造自我形象,並時刻進行自我審查,關註品味表演的效果。在亦真亦假之間, 存在於個人真正的品味與展示出的品味之間的界限變得愈來愈模糊。

  • 社交媒體中的特殊群體:

社交媒體大肆發展,重塑媒介生態的同時,特殊群體的“失語”情況愈發明顯。互聯⽹並不隻是⼀種媒介,更是⼀種⽣態,它以超越媒介的⼒量形塑著我們的社會。在我們主動擁抱技術、 享受便利的同時,特殊群體或以“被迫卷⼊”的⽅式進⾏社會⽣活。如果他們對新技術、新⽣活感到不適,甚⾄可能會與現代⽣活“斷連。

1.銀色數字鴻溝

銀⾊數字鴻溝,又稱“⽼年數字鴻溝”,或“代際數字鴻溝”,是指老年人在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或參與公共生活方面同年輕⼈存在差距,包括接⼊溝和使⽤溝,即⽼年⼈在接⼊互聯⽹和使⽤互聯⽹過程中的差異。互聯⽹運⽤能⼒是衡量⽼年⼈數字鴻溝的重要指標。⽼年⼈數字鴻溝可能會造成⽼年⼈⽆法平等享受信息化社會在出⾏、就醫、社交等⽅⾯為⼈們提供的便利服務,成為數字鴻溝⼀側的弱勢群體,⽆法共享時代福利。

2.數字反哺

數字反哺是指年輕世代在數字接⼊、使⽤和素養上對年長世代的教輔行為。研究表明, 傢庭是數字反哺的主要發⽣場域。在數字化浪潮的沖擊下,教⽗母/祖⽗母使⽤新媒體不僅是中國傢庭⽣活的溫馨⽇常,更是關乎中國社會和諧發展的根本機制。

在數字化⽣存的時代,青年⼀代在新媒體技術的使⽤上有天然的優勢。代際之間圍繞著 新媒體采納與使⽤展開的互動,尤其是年輕世代對年長世代在新媒體技能、知識以及與之相關的流⾏⽂化和價值觀的反哺(即數字反哺),為數字代溝的消融創造瞭機遇。

3.數字化生計

數字經濟為被排除在主流勞動力市場之外的殘障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並為信息無障礙和包容性設計提供可能性。

但殘障人參與數字經濟的悖論是:一方面就業獲得經濟收入可以自我賦權,改變生活境遇;另一方面主流勞動力市場可能會延續甚至強化殘障人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和社會障礙。面向殘障人的數字包容的承諾與數字排斥的危險同時存在。

殘障人參與數字經濟的動力不止於經濟需求,還有社會化和自主性的需求。“數字化生計”概念的提出目的在於理解殘障人的數字經濟實踐,追尋其生計變遷。

推薦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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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立兵.關系的力量:社會化媒體對新聞生產的影響[J].傳媒,2017,13:038.

[4]彭增軍.權力的喪失:社交媒體時代新聞人的職業危機[J].新聞記者,.2017.0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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