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榜案”是發生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一次政治事件。
這是在《明朝小史·第二卷》中的一段記載，說的是當年二月份科舉考試錄取的五十一個人居然全部都是南方人，這事引起瞭眾多北方學子的不滿，聯名上書，質疑主考官劉三吾等人舞弊、偏袒南方人。
結果朱元璋大怒，下令換人重新閱卷，結果發現呈上來的北方學子的試卷文理不佳，還帶有禁忌之詞，進而佐證此次科舉公正無私。
但是北方學子對復審結果不滿，又質疑張信等復審官得到瞭劉三吾的授意，故意上呈水平差的卷子，混淆聖聽。
於是朱元璋再次大怒，將相關官員處死、流放，並且下令六月份再次考試，自己將會親自監考取士，最後又錄取瞭六十一人，而且全部都是北方學子，這才平息這次事件。
但這樣的結果就導致瞭洪武三十年的科舉榜有兩個：一個是二月份錄取的五十一名南方學子，稱為南榜；另一個是六月份增錄的六十一名北方學子，稱為北榜。
朱元璋的政治目的
後世史學傢認為“南北榜案”其實就是一場冤案，而劉三吾、白蹈信、張信等人則是朱元璋為瞭安撫北方學子而找的“背鍋俠”。
因為按理說，科舉考試選拔人才那是禮部的事情，身居皇位、日理萬機的朱元璋根本就沒有必要去管這些事情。
可朱元璋不僅管瞭，而且還管的興師動眾、大動肝火，流放瞭一眾人等，甚至還屠殺瞭部分考官和南榜狀元，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其實，這不過是朱元璋為瞭籠絡北方士子，打壓南方世族，並借機鏟除反對勢力，實行文化專制而用的政治手段罷瞭。
“南北榜案”的根源：南北的地域文化差異
“南北榜案”事實上是反映瞭明朝南北文化差異的一個極端案例，而南北學子之爭其實就是南北地區差異之爭，最後引發瞭朝堂之上的南北官員之爭。
雖然朱元璋靠自己的鐵腕政策平息瞭這次風波，但問題的根源並沒有得到解決，它的根源乃是南北的地域文化差異，這個乃是由來已久的。
三國之前，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區那是毫無疑問的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廣大的南方地區那時還沒有得到有效開發。
三國時期的東吳算是對南方進行瞭第一次開發。
西晉永嘉之亂以後，北方大亂，大批人口南遷，從東晉到宋齊梁陳，南方的發展可謂迅猛，不過一直到唐朝初期仍然沒有超過北方。
唐玄宗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的爆發引發瞭北方人口的一次大規模南遷，南方進一步得到加速發展。
北宋末年，靖康之亂又一次導致北方大亂、人口南遷，最終使得南宋時期，南方的經濟實力超越瞭北方，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
由於宋代推崇理學，加上唐末以來北方的長期戰亂，導致經濟、文化重心開始南移。因此，從宋代時期科舉考試就有瞭南北之爭。
趙匡胤就長期打壓南方學子，甚至在宰相的政事堂樹立一塊石碑，上面寫道“南人不得坐吾此堂”。這是明顯的地域歧視，一直到宋真宗提拔江西人王欽若做宰相之後才算是打破瞭這一傳統。
到瞭南宋時期，北方淪陷，文化中心也轉移到瞭南方。
明朝初年，朱元璋統一全國，定都南京，此舉的意義可謂十分重大，要知道這可是南方城市第一次作為全國的首都。自然的，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轉移到瞭南方。
一方面明洪武年間，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轉移到瞭南方，加上明朝科舉采取八股取士，考試內容限制在“四書五經”范圍之內，而北方自靖康之亂之後，受金、元兩朝的統治影響極大，戰亂不止，甚至在明朝初年，山東、河南等地變成瞭荒無人煙的無人區，才有瞭後來的“洪洞大槐樹移民”等等這些都導致理學興盛的南方在科舉考試方面優勢巨大。
因此，明洪武年間的諸多次科舉考試均是南方錄取人數遠遠大於北方。甚至到瞭洪武三十年出現瞭一個北方學子都沒有被錄取的罕見現象。
南北卷制的誕生及分卷范圍
到瞭洪熙元年（1425年），時任內閣大學士的楊士奇提出瞭“南北卷”的設想，建議科舉按南北不同的錄取比例來選拔進士，之後再統一進行殿試，得到瞭明仁宗的采納。
他下令“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意思就是說進士人數南卷錄取十分之六，北卷錄取十分之四。
到瞭宣德、正統年間，為瞭照顧四川、雲南、貴州等偏遠地區，又增設中卷，分為南卷、中卷、北卷，錄取比例為55%、35%和10%。
南卷的范圍：包括浙江、湖廣（相當於現在的湖南、湖北兩省）、江西、福建和廣東五個省，以及南直隸（相當於現在的安徽、江蘇）的應天、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池州、太平、淮安、揚州等州府；
北卷的范圍：主要有、山東、山西、陜西和河南四個省，還有北直隸（相當於現在的河北、北京和天津）的大部分和遼東、大寧等地；
中卷的范圍：主要有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四省和南直隸的廬州、鳳陽、安慶、徐州、滁州、和州等地。
雖然後世有所調整，但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
南北卷制的影響
從推廣和完善科舉制度，鞏固國傢統一穩定的角度來看，明朝科舉的南北卷制度是值得肯定的，它保證瞭明朝兩京十三省的士子能相對平等的進入統治集團內部，從而達到“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效果。
其影響可謂是極其深遠，因為不僅清朝繼承和完善瞭這項制度，就連當今的高考分卷制度也能看到它的影子。
不過，這樣的科考制度也是有很大弊端的，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朝廷上的官員出現瞭地域派系，為明朝後期黨爭的產生提供瞭溫床。